内容摘要
“父母逼婚”和“剩女现象”导致了青年人的“婚恋焦虑”。
与“婚恋焦虑”相伴的是单身青年在适婚青年中的比例日益上升，大龄青年的“不婚”情况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种现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为突出，“剩女”和“剩男”数量都很庞大。
传统的“男大女小”的婚配模式有所改变，“男大女小”的婚姻明显减少；而“女大男小”的婚姻明显增多。
当代中国青年的两个主要社会性特征
近10年来的青年研究反映出了当代中国青年的两个主要社会性特征：突出的代际差异和较强的阶层分化。
一方面，大量研究显现出了青年一代与中年、老年群体代际间的明显差异。事实上，即便在青年群体当中，“80后”与“90后”也有差异，甚至“80后”内部也有“85前”和“85后”的差异。
另一方面，青年群体本身的社会分化较为突出。青年农民工和大学生及大学毕业生是青年群体中两个最大的子群体，其教育经历、就业及生活状况和未来发展机遇大为不同。
“80后”是打上代际与阶层双重烙印的一代，代际共性未能打破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模式，跨阶层的代际文化无法突破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阶层分割。
城乡不平等和家庭背景的阶层差异影响了青年一代的受教育机会，教育分层现象十分突出。教育的分化最终导致青年人的就业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
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竞争中，学历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是决定个人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然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却使来自农村家庭和弱势群体的孩子在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从而强化了阶层地位再生产。
大量有关青年职业和社会流动的实证研究证明，社会经济地位的再生产导致了青年群体的社会分化。
互联网使青年社会化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近20年来，互联网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并深入到青年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互联网对青年的影响成为青年研究的又一重点。
当代青年被称为“互联网的一代”，他们是网络参与最活跃的人群，青年研究学者从多方面研究了网络社会的兴起对青年人的生活、观念、行为和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些研究指出，互联网上形成了青年的网络社区，这些虚拟社区具有媒体化、娱乐化和社交化的功能，其特征主要表现为成员的低龄化、文化的多元化和功能的实用化。青年通过网络社区的互动交流情感和思想，形成独特的文化。
另一些研究注意到，网络时代的青年认同出现了困境：青年的虚拟认同与现实认同之间存在张力；青年的社会认同存在不确定性；青年的社会认同面临的阻力增大；青年的社会认同面临场域的转换。
也有研究发现，互联网已全面渗透到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网络消费、网络交往、网络闲暇娱乐、网络政治参与成为青年生活方式的新时尚和新主流。
新型的生活方式给青年带来全新的生活体验，同时也对青年社会化产生了极大影响。互联网的出现及迅猛发展、社会信息获取和处理手段的变革使青年社会化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传统的“男大女小”的婚配模式有所改变
社会经济急速变迁导致的代际之间的观念与行为差异在婚恋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也成为青年研究的热点问题，尤其是一些新的婚恋现象，更是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
一些学者注意到，“父母逼婚”和“剩女现象”导致了青年人的“婚恋焦虑”。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婚姻焦虑”，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代际之间关于婚姻问题的一种冲突。
与“婚恋焦虑”相伴的是单身青年在适婚青年中的比例日益上升，大龄青年的“不婚”情况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种现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为突出，“剩女”和“剩男”数量都很庞大。“婚恋焦虑”现象出现的背后，存在着人口结构、经济条件、社会观念、交际方式、家庭压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许多研究都发现，当代青年人的婚恋模式出现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新趋势。基于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夫妇婚龄差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的“男大女小”的婚配模式有所改变，“男大女小”的婚姻明显减少；而“女大男小”的婚姻明显增多，其原因可能与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和婚姻观念的转变等因素有关。
青年人“闪婚、闪离”现象增多，“试婚”成为单身青年追求理想婚姻的一股“潜流”。经济条件在青年择偶因素中的重要性上升，财产公证成为青年防范婚恋风险的无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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