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驻南非大使刘贵今：见证中非深厚友谊

前驻南非大使、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

    使馆变迁见证中非发展

    刘贵今介绍道，使馆的变迁与外交事业的大发展是有关系的，驻外使馆的规模与功能是随着中国公民更多地走向海外、中国利益更多地向海外扩展而不断发展的。

    中国公民到非洲去发展也就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刘贵今讲了一个小故事：1970年代中国人西装革履地走在大街上，当地人见到了会叫Japanese，称我们是日本人。那时很少有人会想到中国人能出国。在南非担任大使这几年，他发现南非的旅游景点和路牌都是用中文和英文写的。日本驻南非大使经常在刘贵今面前抱怨说，日本的游客到了南非，南非人见了都叫他们Chinese，把他们当中国人。

    “因为走出国门的人数增加了，对使馆的要求和工作量也加大了。接待国内的代表团组、领事保护等，这方面的责任也比过去大多了。”刘贵今介绍说，初期驻非洲的使馆，总体上来说规模比较小，编制比较简单。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领事部门也就是一两个人员配置，一年也就办几百个签证。而刘贵今2001年开始在南非当大使期间，除了驻比勒陀利亚的大使馆设一个领事部，包括领事参赞在内有四五个工作人员之外，还有三个总领馆：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驻开普敦总领馆和驻德班总领馆。总领馆一般编制都在10人左右，加上使馆领事部，每年要发放大量签证，让南非人到中国做生意、访问或旅游。目前，南非使馆有60个编制，再加上三个总领馆，有将近一百个外交官。他还特别提到，为保护侨民，中国在使馆还设了警务联络官，由公安部门派人，专门与南非的警方进行联系。

    使馆的馆舍建设也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我们有的馆舍确实比较老旧，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外交工作的需要。最近两年新馆舍都开始建设。”刘贵今介绍说，“中国驻南非的新馆，今年年底有望建成。这个大使馆落成以后，在比勒陀利亚大街上可以称得上是一景。所以我们的使馆无论是在功能上、编制上、硬件设施上都在不断发展。”

    刘贵今强调：“中国驻外使馆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是，中国不采取驻一个大国的使馆兼驻一个小的国家的做法。这也体现我们的外交原则：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所以中国在每个建交国都设一个使馆，设有大使。”
53年的友好旅程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今天，非洲53个国家当中只有4个国家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驻外使领馆几乎遍布非洲大陆。

    刘贵今介绍说，中非贸易额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几千万美元，到七八十年代的十几亿美元，到2000年突破100亿美元，达到106亿美元。2006年11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召开的“中非企业家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曾提出一个目标：2010年中非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而事实上，2008年年底，中非贸易总额就达到了1068亿美元。“中国和非洲的贸易在短短8年时间增加了9倍，这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也在大幅增长。“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刘贵今补充说，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的发展不仅表现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在其他领域，包括农业、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多合作。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对外宣布了援助非洲的八项举措。

    回顾这53年的历史，刘贵今指出，不同的阶段，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关系是不同的。从中非建交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和非洲的外交关系是在政治上支持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而对于那些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中国支持他们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那段时期，非洲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中国做了很多的工作，培训了一些游击队，给予他们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与此同时，中国援建了一些大的基建项目，巩固了他们的政治独立，发展了他们的国家经济。比如坦赞铁路——在中国1970年代最艰苦的时期，援建坦赞铁路，是为了使赞比亚获得出海口，打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封锁。还有毛里塔尼亚的港口，等等，建设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的经济项目。

    在刘贵今看来，从1978年底开始，中非关系发展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从1978年到90年代末，这一阶段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关系，更多的是通过多种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实现一种互利共赢的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提出中非互助合作4项原则，强调形式多样、互利互赢。除了继续提供传统的经济援助之外，双方开始互利合作，合作的内容更丰富，领域更宽广。

    “以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开始为标志，到现在可以说是另外一个阶段，中非关系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不仅是双边合作方式，而且开始向多边方向迈进。”刘贵今说，中非合作论坛本身就是中国和非洲的友好国家之间的一个多边的对话渠道。以此作为重要的平台和旗帜，开始探讨各个领域的合作。他说，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1990年纳米比亚实现独立和1994年新南非诞生，标志着非洲不仅非殖民化，而且政治解放的任务也完成了。“非洲国家关注的重点也是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这就跟中国的诉求结合起来了。”
使馆清洁工的中国情

    刘贵今向本刊记者转述说，前不久他去塞内加尔访问，听中国驻塞内加尔使馆代办讲了一个小故事。

    当地一个在中国使馆工作的清洁工，因为中国和塞内加尔有段时间终止了外交关系，他也因此失业。但是他一直不拿任何报酬地帮助中国留守人员做使馆的日常维护工作。后来某一天他从广播里听到中国和塞内加尔恢复外交关系了，就赶到使馆帮助中国的复馆人员，当时复馆人员雇了四五个当地人帮忙搬东西，谁也没有在意他。可是发工资的时候发现多了一个人，复馆人员解释说没请他来，不能给他工资。可是，第二周他又来帮忙。后来一问才明白。等到复馆升国旗的那天，这位老工人穿戴得整整齐齐地站在国旗下，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地的其他塞内加尔雇员也都说：“你们给我们的钱并不多，但是你们中国人把我们当人看。”

    说完这个故事，刘贵今对本刊记者说，中国人平等待人，不欺负人，不干涉别国的内政，这是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在非洲打下的很好的工作基础。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是中非几代领导人长期工作和人民交往的结晶与结果。谈到中国之所以能够与非洲国家保持这种一以贯之的友好关系，刘贵今认为，中国奉行的对非外交政策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则：一个是平等，中国对非洲国家和人民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一种兄弟般的平等待人；另一个就是互利共赢，中国尊重他们，他们自然就会尊重中国。中国不仅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同样考虑到了非洲人民的利益。正因为如此，非洲人民对中国产生了一种真诚的友谊——中国领导人到非洲去访问时，当地百姓倾城而出自发去欢迎，老百姓的那种热情确实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在同非洲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中国恪守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干涉非洲国家的内政和内部事务。”刘贵今强调说，“任何国家要谋求发展都会有一个过程。西方有些国家，包括一些人权组织动不动就指责非洲国家的人权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尽管非洲国家的确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中国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权，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无论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都是非洲国家自己的选择，应该予以尊重。民主的形式、国家的政体同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背景和发展阶段密切相连。我们应当尊重非洲人民自己选择的权利和结果。”□（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海霞 实习生胡晓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