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内斯堡：一座森林

文／蓝其 来源：真话非洲（zhenhuafeizhou） 

 

据说，世界上最高的树是生长的加州海岸的一株红杉，它高过115米，以荷马史诗中的太阳神命名。

 

在登上约翰内斯堡Ponte Tower那天上午，多云的天空被一阵风转了晴。我站在52楼的窗口，眼前一整座城市的楼宇似乎触手可及，视线尽头是远方青灰色的山脉和深白色氲氤勾画出的地平线，“生当好世界，过尽闲云烟”。一刹那，似乎自己是一片叶子，长在参天乔木上，被太阳晒着透出一滴滴光。

 

Ponte Tower是南非地标之一，173米的高度让它成为非洲最高的住房建筑；它圆环形的建筑结构像是一颗中空的杉树，笔直笔直的，直插云霄，立在这座城市最多彩、刺激又令人感怀的Hillbrow区。

 

探访Ponte Tower之前，我以为它的繁荣和糜烂都只存活在故事里，周围人都因Hillbrow地区种种犯罪的惊悚传闻而对它望而却步——它抢劫和强奸一样盛行，贩毒和流血同样无止尽，还有些传闻荒谬却冷酷：某个新年夜，居民们纷纷把破旧的家电从屋顶往马路上扔，市政府无力制止、只好呼吁所有居民不要出门在街上行走。

 

于是，走进Ponte 时，我不自觉地上了“全副武装”的发条，每一帧场景都被感官无限放大。

 

在入口登记、经过监狱似的铁栅栏门后，是深灰色的电梯间，生硬而无任何装饰。步入拥挤的电梯，墙上有厚厚的塑料布，无声彰显出“施工中”的状态。乘客们不苟言笑，54层高楼的电梯上升的飞快，甚至来不及耳鸣；短短几秒的穿梭，好像穿越了过去40年的光荣与名利，血腥与犯罪、灰暗与脏污。不允你深想，电梯叮的一声到达了52楼，灰色的楼道两边是破旧的格子窗，透过玻璃窗上的灰尘，可以看到环形的窗一层层向下蔓延，没有尽头。而那些灰尘也不是铺洒或粘粘上去的，它们更像是牢固地刻在窗户上，如同过去一样无法被清洗。

 

推开厚重的单元门，走进一户民居，眼前的黑白电影瞬间转化成彩色高清的电脑桌面，风光无限。与之前阴森的气氛相比，这是另一个世界；日光是有温度的，于是才有树叶破枝而出。

 

 

 

北宋李格非（李清照的父亲）曾从建筑看国家兴衰——“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这句话对于千年后、千里外的约翰内斯堡也同样适用。

 

Ponte Tower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年仅29岁的建筑师精雕细琢，设计了这座专门为白人上层阶级居住的豪华住宅楼，以圆环式的造型彰显它的独特。485户民居贵极一时，有钱人落户城景房，佣人房被设计在内间。而80年代中后期，由于移民和黑人涌入Hillbrow地区以及Ponte Tower自身的管理不善，白人纷纷离去，转往城市北部投资房产。90年代种族隔离结束后，黑人涌入Hillbrow, 其中很多在被闲置的Ponte City扎营，无数毒贩、流氓、皮条客和妓女演绎了这栋楼最混乱的十年；很多人在这里自杀和被杀，无人清理的垃圾堆成5层楼高。90年代末，政府一度想把Ponte改造成监狱，后因争议太大而作罢。直到2001年，Ponte City改造项目正式开始，其中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和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起伏，一路磕磕碰碰改成现在的模样：大多数楼层已被全部装修完毕，3000多位工薪阶层、青年就业者和学生居住在这里，除了南非人，他们中很多来自刚果、尼日利亚和津巴布韦。据居民说，近3年从未有任何人员伤亡事故。

 

       如今的Ponte Tower还有自己的社会创新组织，创始人是两个白人小伙儿，3年前头一热辞去知名报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搬来Ponte，成立了Dlala Nje（祖鲁语：快乐的玩耍），一边给住在Ponte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课外空间，另一边组织各种围绕Ponte Tower的步行旅游项目。这个年轻的团队坚定地“通过改变人们的传统想法而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Luptak（创始人之一）告诉我们说，“大多数人都被约堡市中心的犯罪故事所惊吓住，他们活在一个巨大玻璃罩中，周末的空闲是烤肉、喝酒、以及抱怨南非的治安，却从不曾走出玻璃罩看看、或是做些什么。而我要打碎他们的固有印象。”他说着，眼神又燃了，“这片地区的社会生态被忽视太久了。政府不理的窟窿，我们来补。”

 

Ponte City的演化或许也是在引领着整片地区的变化。30年前，Hillbrow是仅有白人居住的街区，林荫大道旁布满了高级公寓、酒馆、戏院、露天咖啡厅，比欧洲更欧洲。如今，垃圾堵住小巷，租房广告贴满街角，色情行业不止——最廉价的服务是50兰特（人民币25元）一次，而姑娘们要把20块给皮条客，10块支付床铺费，剩下10兰特活命（甚至被用来吸毒）。然而，一些公寓被陆续返修，街道的治安也得到改善，有些曾经被良民绕过的街道又活起来了。

 

当年最辉煌的Pretoria大道现在是踵接肩摩的菜市场。行走在拥挤的街道里，我们一行游客是异类，好在也未引起任何注目和骚动。同行的老白人唏嘘不已——他们自90年代再也未曾漫步于这个街区。白人大婶絮絮叨叨地向我讲述每座建筑的过往繁华，言毕，一口气深深沉沉地叹到脚底，看着我说，“怎么成菜市场了呢？我真难过。”

 

同行的向导是刚果移民后裔，在读大学生，高高瘦瘦，每天打好几分工供学费，他指着菜市场一撮撮新鲜蔬果对我说，“我总来这儿买菜，物美价廉。”他咧嘴笑着，说话声嘶溜就钻进了热热闹闹的川流人生里。

 

历史在脑后，而舌尖总是靠前一点的。

 

历史也已另一种方式渗透在音乐里，和城市的记忆相互渗透。若有巧，音乐会成为两个相距遥远的城市的结点。

 

上世纪的底特律在工业潮末期渐渐衰落，一位热爱音乐的墨西哥裔的工人罗德里格兹在狭小的阁楼里写作。他的歌通俗上口，而生活的不如意和天然的诗人气质让他的作品有一种玩世不恭又遗世独立的气质。整个80～90年代，在美国默默无名的他却是南非最受欢迎的歌手，在种族隔离、人们被剥夺言论自由的日子里，他的音乐是人们寻找并依赖的、与外面世界相似的一种抒发和一道光。（纪录片《寻找小糖人》很真诚的讲述了这个故事）

 

更有趣的是城市间相似的轨迹。底特律的繁盛源于美国汽车工业的崛起，而萧条缘起于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暴力席卷城市，白人纷纷移出，黑人和移民人口占据城市各个角落。相似的，约翰内斯堡建成源于矿业的兴起，而老城的衰弱也与从80年代末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紧紧绑在一起。

 

不同时空坐标上，底特律和约堡老城的衰败都是在某个历史时刻、社会为平等和自由付出的代价：繁荣诚可贵，自由价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