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非的印欧矛盾由来已久，根源在于欧洲人对印度人大批涌入的恐慌。印度商人提供的廉价商品占领了市场，成功的印度人四处购置产业，总而言之，在与印度人的竞争中，欧洲人逐渐失去主导权。因此，对印度人的压迫无处不在。
一、政治方面：催生了非暴力抵抗运动
（一）印度人在南非的歧视经历
1860年印度人先后抵达纳塔尔，印度契约劳工来到纳塔尔仅仅是为了弥补劳动力缺乏这一问题的，对契约印度人的人道主义关切根本不是殖民思维的一部分，因此在纳塔尔的生活状况糟糕也是可以想象的。
而这些遭遇则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在运输过程中印度劳工的生命是得不到保障的。即使，在一开始殖民政府对印度劳工的生命安全作出了许多规定，但实施起来却难以得到落实。
殖民地政府与印度政府商定，虽然纳塔尔殖民地政府负责安排苦力的移民，但费用应由种植园主支付，他们与纳塔尔政府签订了契约，给予每人一定的金钱作为从印度运送苦力的费用。
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同印度政府的谈判过程中所花费的费用，特别是把谈判员派往印度的谈判所涉及的开支，当然是由殖民地政府支付的。但是如果一个苦力死了，政府或是雇主都不需要为此承担任何费用。
其次，在工作中工资经常被克扣或是延发。如果一个苦力病了，每天从他10先令的工资中扣除一个先令。假如生病一个月，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劳工以后将无法生活。
除此之外经常有劳工抱怨工资不正常支付，并多次要求今后工资应该按照原来的协议每两周支付一次，但都没有结果。在纳塔尔,没有人可以保护印度劳工的合法权益。以至于在契约到期之后返回印度的劳工一直在抱怨这个制度。
最后，在生活中婚姻关系混乱导致恶性事件频发。关于印度劳工的婚姻问题，殖民地政府没有作出任何规定，不论是在印度还是在殖民地都没有承认印度人的婚姻。由于印度劳工的婚姻在一开始就没有得到法律承认，男人和女人一般可以结成短期的婚姻，一旦发生争吵就可以分开。
有时很难使男子承担对其子女的责任，而且鉴于在印度劳工中，男性多，妇女人数很少，因此导致的争吵甚至谋杀也不是不常见的。有时种植园主不能接受妇女和儿童，也只好将妇女和儿童赶出种植园，这是种植园主的规定，而不是殖民地政府或者印度政府的规定。
当然，印度人与祖鲁妇女的婚姻也并没能缓解这种情况，这样的结合很少，印度-祖鲁混血儿虽然确实存在，但在纳塔尔很少见。其原因在于两个民族在宗教、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巨大差异。
与欧洲人交往在当时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印度男人被扔回自己的女人身边，每个女人有三个男人。有人断言，在这些情况下，有时实行一妻多夫制，但很难得到有关这方面的确切资料。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状况下争吵是难以避免的，自杀案件在纳塔尔的印度人中变得相对频繁，可以部分追溯到这个原因。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大批移民可以在没有任何托管人的情况下被引入这个国家，而纳塔尔政府居然也默许了他们婚姻的合法性。
当然，最后还是采取了纠正这种情况的措施。当局应该更加迅速地意识到上述情况，并采取一些措施规范和教育移民，使他们能够适应他们现在地生活。但事实上，除了尽快获得廉价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人注意任何别的问题。
1893年甘地来到南非，也亲身经历了南非印度人的不平等遭遇，也正是这段遭遇促促成了他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比勒陀利亚之旅中，他的客户为他提供了头等舱的住宿，但在彼得马里茨堡时，一名白人反对他进入头等舱，铁路官员也坚持让他坐三等舱。
由于甘地的反抗和拒绝，他们把他和他的行李都扔下了火车。路易斯·费舍尔这样描述这件事:“甘地本可以回到火车上，在三等舱找到一个地方，但他选择留在等候室。他整夜坐着，颤抖着，沉思着。
多年后，在印度的基督教传教士莫特博士问甘地:“你一生中印象最深的经历是什么?”，甘地讲述了彼得马里茨堡车站那晚的故事。毫无疑问，在彼得马里茨堡寒冷的三等舱等候室里，播下了震撼世界的巨大事件的种子。第二次经历是在乘坐公共马车时被要求坐在踏板上。甘地被赶下火车后，继续前往比勒陀利亚。后来在他去比勒陀利亚的路上，他又多了一次被歧视的经历。
当时，从查尔斯敦到约翰内斯堡必须乘坐公共马车，一开始管理员不允许他在车厢内活动，而是要求他蹲在踏板的一块脏布袋上，后来司机甚至试图把他从马车上拖下来。最后，在白人乘客的干涉下，司机才不再殴打他，他终于坐到了马车里面。
第三次经历则是在旅馆餐厅吃饭时被要求回房间。甘地到达比勒陀利亚后，他去了一家由美国人经营的旅馆，也就是约翰斯顿的家庭旅馆。起初，他被要求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但当旅馆老板确定其他客人都不反对他到餐厅吃饭时，他才被允许进去。
甘地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亲历了多次歧视事件，然而这段时间甘地忙于处理公的官司，无法兼顾南非印度人的悲情问题。除了偶尔与比勒陀利亚的印度人聊起他们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外，甘地并未有任何作为。但也因为这些经历，在甘地心里埋下了领导南非印度人反歧视运动的种子。
（二）印度人在政治上加速了南非被压迫阶层的觉醒
逐渐形成的印度阶层参与了非暴力抵抗运动，加速了南非被压迫阶层的意识觉醒。19世纪中期来到南非的印度人并没有被当地人同化，而是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和传统习俗，并以不同的宗教信仰和语言划分社区。就宗教信仰而言，信奉穆斯林的印度劳工承诺会在每天收工之后至少祈祷五次，并且不得饮酒。
著名的穆斯林庆祝活动包括开斋节和斋月。信奉锡克教的人数则相对较少，许多锡克教的印度劳工会戴上钢或铁的手链，以表示对宗教的热爱。据2016年南非社区调查的数据显示，信奉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总人数占比2.6%，虽然相对于基督教占比而言，并不算高，但足以构成南非文化的一部分。
就语言方面来看，尽管大多数印度人开始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但印度语也在老一辈印度移民的努力下被保留下来。另外，为了更好地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印度人在南非开设了许多印度人的学校。
以上史实更加说明了19世纪印度移民的文化通过各种途径被传承下来，逐渐形成了南非的印度阶层。在后来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中，印度人阶层明确提出了反对种族歧视和争取民主平等的要求，不仅反映了南非印度阶层，而且是南非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愿望以及共同要求。
另外这个运动不仅直接揭露和打击了南非的反动当局，而且还推动了整个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斗争，尽管这个运动在当时还没有同南非其他被压迫民族联合一致行动，但在客观上却对他们的斗争起到了支持和鼓舞的作用，因此这项政策是有利于增进人民团结的。
甘地的竞选活动形成了反对压迫的新形式，成为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和美国（1960年代民权运动）进行政治和道德斗争的典范，这也是人类首次在政治领域尝试大规模应用非暴力抵抗原则。而这场大规模的抵抗运动，大致以1894年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即准备阶段和抵抗阶段：
准备阶段（1894年-1906年）1894年以前，南非印度人的抵抗意识并没有被唤醒。在遭到压迫和歧视时，大多数印度人希望通过请愿或者短暂罢工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但是这种方法反复被证明是没有用的。甘地来到南非以后，在思想上，积极促进南非印度人抵抗意识的觉醒，在组织上，甘地积极组织抵抗行动的筹备会议。
1893年底，甘地完成了在南非的官司委托，准备回到印度。在告别宴会上，甘地从当地的报纸上得知政府出台了一部歧视印度人的法案，该法案剥夺了南非印度人的选举权。但是，南非印度移民中大多不认识英文，也从来不关注报纸上的新闻，因此并不知道这件事。
甘地将这件事的严重性为当地的印度人作了分析，也为了解决这件事，甘地便继续留在了南非，他连夜起草了多份请愿书，并召集了在南非的印度人为请愿书署名，除了递交给纳塔尔议会，也投递到了当地报社。
在这次准备过程中，南非印度人积极参与赶印请愿书。参加这次活动的印度人中既有企业家也有职员和劳工，这也扩大了请愿书的传播范围。最终，一个月里为请愿书签名的印度人达到一万人，另一方面，由于商人阶层的加入，活动的资金也增加了。
除此之外，甘地决定上书英国殖民事务大臣李本爵士，建议政府对上述法案不予批准。甘地在起草备忘录时曾参阅各种有关资料，指出印侨在纳塔尔应享有选举权，就像在印度一样，因此保留此项权利是适当的，况且，符合条件的印度人选民在全省内为数不多。
在多方压力下压力下，英国政府最终没有通过这条歧视性法令。这次活动第一次把印度人团结在一起，使他们在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通过这次请愿活动也将纳塔尔印度人的艰难处境首次向世界公开。
《印度时报》为此发表社论，有力地支持了印度人的请愿，《泰晤士报》也著文同情他们的遭遇。这次斗争成功地引起了纳塔尔殖民政府、英国政府和印度殖民政府对纳塔尔印度人生活的关注。
抵抗阶段（1906年-1914年）1906年8月，《德兰士瓦政府宪报》发布了一项新法律草案，规定所有8岁以上的印度男性都必须进行登记，并记录和记录其指纹。甘地表示，这项法律将“对南非的印度人构成绝对的毁灭”。第一次非暴力抵抗运动在甘地的带领下展开了。
结言
这次运动始于对1906年《亚洲人注册法案》的抗议。该法案试图将印度人安置在隔离地区并限制其贸易活动。在该法律生效之前，甘地于1906年9月11日在约翰内斯堡的帝国剧院组织了一次群众大会，有3000人承诺反抗该法律，但不久之后，这便发展成为第一次非暴力抵抗运动。1906年9月20日，王室政府通过了第29号《亚裔人员法案修正案条例》，该条例被称为“黑色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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