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留守儿童高达6100万 精神创伤受关注

外媒:中国留守儿童高达6100万 精神创伤受关注

外媒:中国留守儿童高达6100万 精神创伤受关注

外媒称，因为父母要去城里打工，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被留在农村跟老人一起生活或干脆无人照管。位于中国西南部乌蒙山深处的纳雍县是喀斯特地貌广泛发育地区，这里土地贫瘠，是贵州省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这里的农村存在着大量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今年8岁的小男孩朱新元（音）就住在纳雍县一个偏远的小村里，从小跟着爷爷一起长大，他和71岁的爷爷住在两间破旧的房子里，四面透风的家中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东西。

报道称，朱新元的爸爸5年前去了东部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期间只有2014年12月回过一次家。四年前，朱新元的妈妈带着他的妹妹离开了这个家，从此再无音讯。爷爷靠着朱新元爸爸每年寄回来的800块钱、自己每月62元的补助以及每年靠种玉米得到的一点收入维持着两人的生活。老人曾多次劝儿子回到老家，再娶个老婆，但儿子总是这样回答：“还结什么婚？我已经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了。”

朱新元的一个老师说：“这个孩子很少说话，也从来不敢提问题。”他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是留守儿童，他认为这种情况非常严重。有时，他不得不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小部分资助那些特别困难的留守儿童。不过，他似乎不愿多谈这个问题。

当地政府之所以对这个问题如此敏感，是因为纳雍县所在的毕节市曾发生过两起轰动全国的悲剧事件。2012年11月，毕节市七星关区街头，5名男孩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其年龄均在10岁左右。这5位少年都是堂兄弟，他们的父母都在深圳打工。2015年6月，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服用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4个孩子1男3女，是留守在家无大人照顾的四兄妹，最大哥哥13岁，最小妹妹5岁。事后，4名死亡儿童的结对帮扶教师以及小学的校长都受到了处罚。中国的公众舆论则从这些悲剧事件中看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报道称，在中国，长期分离所造成的精神痛苦与心理疾病一直被人们所低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并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上学路上儿童心灵关爱中心”2015年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显示，15%的留守儿童――约有900万人――在一年里见到父母的次数不足1次。30%的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救助儿童会中国项目首席代表毕雅（PiaMacRae）女士说：“其中一些详细的统计数据显示出了许多令人不安的趋势。”

缺乏父母陪伴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导致孩子产生被遗弃、焦虑以及自卑的情绪。毕雅表示，“公众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心里从来没有产生过保护儿童这一概念。社交网络对留守儿童生存状况的大量曝光导致了这种变化的出现。”

留守儿童的心理障碍正是来源于家长们在人身奋斗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他们认为远走他乡挣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能获得更好的学习机会。然而，正是他们影响到了自己的下一代在社会闯荡的能力。即使那些将孩子带在身边的打工族――这样的孩子约有3500万，另外一半为留守儿童――在上学方面也存在困难。受户口等因素的限制，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通常只能上“民工子弟学校”。

安全是纳雍县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一到夜晚，这里的街头就会有很多警车巡逻。这些从小缺乏家庭教育的留守儿童在长大后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一些人甚至加入了在中国的一些城市非常著名的黑帮。“贵州帮”如今成了一个在中国许多南方大城市非常知名的黑帮。

正由于意识到了留守儿童问题这一“定时炸弹”的严重性，中国官方在今年1月专门召开会议，强调“加强关爱保护，使数千万农村留守儿童安全健康成长，是家庭和政府、社会的共同责任”。

在贵州，各个地方政策已经积极行动起来，毕节市从2015年夏季开始就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纳雍县则在每个乡镇建立民“工作组”，并规定将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的8%用于设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去年9月，贵州省制定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措施，帮助其父母返乡创业就业，要求每县每年留守儿童减少人数不低于10%。然而，这些美好的愿望与实际成果之间始终存在差距，其中主要原因是缺钱。毕节市虽然自2012年便设立了一个“留守儿童关爱基金”，要求每年拿出经费约6000万元用于保障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但这方面资金的使用情况一直不透明。

报道称，与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资金也主要被用在了基础设施领域。这一切当然不会没有任何好处：毕节刚刚开通了高铁，而纳雍开通了高速公路。这些设施能“拉近”这里偏远的乡村与发达地区之间的距离，然而农村地区众多留守儿童的精神空虚却无法得到弥补。

小康在小旅馆居住的时候，叫周蜀波“奶奶”，叫周的老伴“爷爷”。每天6点多起床，洗漱完毕后吃早饭，面条、饺子、抄手换着来。中午在学校吃，放学回来后做作业，下午5点多吃晚饭，遇到有好吃的菜，老两口会叫他“多吃点”。这样的生活，在今年春节后戛然而止。“因为爸爸联系不上了。”小康说，父亲去年7月底曾回来，和他在旅馆里住了几天，8月初又外出打工了，走时把费用交到9月初。钱用完后，小康曾打过两次电话，父亲说过年回来结账。到了去年11月，父亲的电话便再也打不通。而今年春节，以往年年回家的父亲也首次爽约。“不知道爸爸在哪里。”小康停顿了一下，“甚至不知道他还在不在。”

今年春节后，仍联系不上父亲，小康只好求助其他亲戚，后来村干部也知道了此事。“马上要开学了，娃娃读书是大事。”小康的家在周坡镇石马村，驻村“第一书记”王京川得知后，拿出600元帮忙交了新学期的费用。为了小康上放学方便，还有爱心人士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而在多方协调下，小康也暂时住进了三叔龚修林家。

龚修林的家位于石马村5组，距离周坡场镇约6公里。尽管是才建几年新瓦房，但内部陈设十分简陋，小康住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木柜。但这已经比小康自己的家好得多――龚得军的房子，在三哥家旁边约20米，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屋，兄弟几人分家时分到了两间。由于长达10年无人居住，房子的顶部已经塌了，周围长满了杂草，屋内满是碎瓦片、烂树叶，一个嘎吱作响的木床架，显示着曾经有人居住。

“爸爸坐在这张床上看电视，屋子里的光线有些昏暗，我从外面走进来抱他的腿，他边看电视边和我说话……”小康说，这是他对这个家唯一的印象，虽然爸爸没有抱起他，也记不得说了些什么，但那种印象很深刻，“可能是因为，毕竟这里才是自己的家。”如今，住到三叔家已有一个多月，偶尔割兔子草的时候，他会到自家房前屋后，但平时都不会进去，“怕房子垮了，也怕里面有蛇。”

这一个多月来，小康每天6点准时起床，洗漱完后骑自行车约40分钟，到镇上的周坡镇中心小学上学。“一般不吃早饭。”小康说，因为时间来不及，做早饭得5点钟就起来，他现在也没了零花钱，没钱到镇上买包子吃。但这种情况在下月可能会有所改变，他不久前被纳入了低保范围，下月起每月能领到100多元低保。同时，学校也为他申请了助学金，本月便会领到500元现金。

除了小康念父心切，出于现实的考虑，周蜀波、龚修林、王京川等人也在四处寻找龚得军。通过众多受访者的描述，龚得军生于1969年，身高约1米75，没有什么文化，连名字都写不好，20岁时便外出打工，长期在成都等地当厨师。小康出生后，龚得军继续在外打工，多数工作仍是厨师老本行。近两年，其自称在西藏打工，所以较少回老家，也不便携子同往。3月24日下午，龚修林带着小康来到周坡派出所求助。查询人口信息显示，龚得军的身份信息为正常。为此，民警采集了小康的DNA，并将放入失踪人口库中查询。而华西都市报记者还了解到，龚得军未乘航班、火车离川的记录，其身份信息曾于去年9月在成都登记住宿。也就是说，龚得军仍在成都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