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网【单身人口近2亿 中国第四次单身潮来袭！】国家民政局数据显示，中国单身男女人数已近2亿，主动选择单身的“单女”明显增多。 独居人口从199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14.6%，如今有超过5800万人一个人生活。中国第四次单身潮正在来临，然而社会的观念和制度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 在电影《BJ 单身日记》中，主人公布里奇特・琼斯是个32岁剩女，一个平淡多年、有些急不可耐要将自己嫁出去的女人。然而，身边的男人们说，女人恋爱就是抢凳子的游戏，过了三十岁没有男友的女孩，就像音乐停了还没有找到凳子的人，出局了。
在中国，有学者研究发现，超过一定年龄、还没有结婚的农村男性被认为是异类，不但自己觉得抬不起头来，还很容易成为被村民们有意无意排斥、隔离的人群，“单身汉到哪，人家都不放心”。
然而单身者，正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群体，一个社会符号。有媒体报道，国家民政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大陆有1.8亿单身男女。
这一趋势并非中国大陆独有。台湾媒体报道，2012年台湾15岁以上的单身人口为939万人，占总人口约42%;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30年，日本的终身未婚男性比例将增至30%，而女性则增至23%。
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写作《单身社会》一书，表明这代表着自婴儿潮以来最重大的社会变革――我们正在学习单身，并由此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它改变了人们对自身，以及人类最亲密的关系的理解;它影响着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它甚至改变了人们成长与成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人类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
结婚与单身，本来都是生活的可选项。然而，在像中国这样以婚姻为本位的传统社会里，单身者属于统计学意义上的绝对少数群体。他们游离于配偶制度之外，从观念到制度、从经济到心理，多多少少都面临着障碍，受到忽视、牺牲或歧视。
种种迹象都说明，摆在单身者面前的，是一条荆棘密布的艰难之路，通向充满挑战、前景却不甚清晰的未来――在这里，单身没有错，但是会受到惩罚。
未婚妈妈的烦恼
北京深秋的一天，下着蒙蒙细雨。韦珊为幼儿园放学的女儿戴上帽子，下意识地抚摸着她的头，心疼地叹了口气。稀疏的头发，软软地耷拉在小脑袋上。发际线有些高，长度不过额头。女儿的同班小姐妹，比她小的都一个个扎起辫子了，女儿还不能。
她觉得是自己的错，“很多非婚生就是连滚带爬过来的”。作为一位高龄未婚妈妈，她独自母乳喂养，有时候累到给孩子煮米粉的时间都没有，更顾不上添加什么别的食材，以致于女儿从小营养不良。个头、体重、头发这些指标，都显得比同龄孩子要差。
“有时候想起这些事，我就特别恨孩子她爸。”韦珊加重了语气。那男人不愿意与她结婚，纠缠至今。韦珊快40岁了，眼角已有明显鱼尾纹。因为年纪大，怀孕时医生告诉她，如果打掉这一个，这辈子可能就怀不上了。再三思量后，她选择了留下。
未婚妈妈们很多有类似情况。韦珊认识一位未婚妈妈，她有瘢痕子宫加多发子宫肌瘤，几年前做过一次肌瘤手术，后又复发。怀上第一个孩子后一直保胎至剖腹产，产后医生说，今后她已经不能再做这类手术。这意味着，这位母亲只可能有这一个孩子。
韦珊的女儿快3岁了，仍然是“黑户”。在中国现行计生政策下，生孩子必须持有准生证(即计划生育服务证)，而获得准生证的一个前提是有结婚证。因此，非婚生育不符合国家计生规定，属于违规生育。
超出国家规定生育子女的，应当缴纳社会抚养费。像韦珊这样，哪怕是第一胎，未婚生育也要被收费。这是一笔数额不小的罚款，通常与各地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挂钩，各地标准并不一样。
韦珊户籍在北京市朝阳区。2013年，她准备好了缴纳罚款，不料数额超出预想。当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21元，韦珊被社区计生委告知，她需要缴纳6倍罚款即24万元，“这明明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为什么要6倍征收?”
《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确实规定，对非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当事人，按照1倍征收。然而，韦珊孩子的父亲，曾经离异并育有一女，韦珊的孩子必须计算成为男方的第二个孩子。如果是第二个子女，则为3至10倍征收。
韦珊孩子的父亲户籍地在江西。江西罚款少些，但是，他们不能在江西缴纳。因为上述规定中还有一条，只要当事人一方具有北京市户籍，另一方是非北京市户籍的，由具有北京市户籍一方当事人的户籍所在地的区、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征收社会抚养费。
焦灼之下，韦珊想到了另一个办法：报告生父失踪。然而，她很快发现，这也是一条几乎不可能的道路：在北京，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前提是提供生父信息、亲子鉴定证明。如果找不到人，需到对方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开具失踪证明。
然而，失踪证明是不可能的――消失的生父们，往往只对未婚妈妈“隐身”，却和家人保持联系。未婚妈妈与生父没有结婚证，即没有利害关系，也不可能向法院提请。这意味着，如果男方无法联系、或是不愿出面，未婚妈妈们连交社会抚养费的资格都没有。
孩子的生父，还一度撺掇着韦珊“假结婚”。韦珊怀孕时，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一个宁夏籍男子，让韦珊奔赴宁夏与之领证。他非常满意这个安排，韦珊意识到风险极大，直到出发前一刻才拒绝。
“于情、于理、于人性，我没做错什么。”韦珊对自己的境遇越来越不满。如今，对于那24万元社会抚养费，她和女儿生父僵持不下。如果对方坚持不出，她只能在自己全额垫付后，再去法院起诉。最好的结果，不过是一人一半――她始终纠结，这与双方的付出相比，差距太大，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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