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尹乔 发自纽约 时代周报记者 朱七七 从东北三省GDP增速排名垫底到东北出现人口危机，人们对东北经济的最新关注，从年初的一月延续了超过半年。 4月李克强赴东北考察时，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杨东亮就曾指出，东北人口老龄化严重，这更使得经济显得压力大。交通银行研究员夏丹也表示，近几年的调查均发现，一线城市的人口净流入有所趋缓；二线城市人口净流入在下降；三、四线城市人口的净流入呈现负增长，“人口越来越多地往一、二线城市集中，马太效应会越来越严重”。 经济因素是人口流动的首要考量，数据统计显示，除了以东北人聚居闻名的三亚，东北三省人口流出主要的地区有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而除了国内迁移，近十多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东北人通过各种途径移居海外，渐渐与传统华人移民来源浙江、福建、广东、香港并肩。 1996年，政府主持建设了现代企业制度，并将大力深化经济改革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目标。现代企业制度本来是要通过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建立，然而在私人保险系统的开发和社会保障金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国有企业的失业问题就先爆发出来。根据当年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当时东北城镇失业率达7%以上，包括国企下岗职工共约14万人。同在这一时期，国家统计局一项统计表明，到2002年，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潮流带动了1.2亿人口流动，这次移民浪潮中最常见的目的地是东南沿海地区。 与南方的经济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度城市化的东北地区却成了一条生锈的链条，许多国企关闭，几乎找不到任何工作机会。2002年，约有20万城市失业人口靠领每月数百元的失业救济金度日。 这些人，曾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走出东北的主力。 时代周报记者曾专门就欧洲的东北人做过博士研究课题，为此曾到众多欧洲城市作调查，遇到过大量东北移民，他们有的假结婚，有的留学，也有众多“黑”在欧洲。就连在法国南部租车时遇到的司机，也是一名留学法国后留下工作的大连人。 国企倒闭出国求生 来自东北最大城市沈阳的赵小茹(化名)已经在荷兰待了15年。2000年以前，赵小茹一家，包括她和前夫、父母、公公婆婆都在沈阳一家大型国有工厂工作。像东北最常见的故事一样，随后是工厂倒闭，然后前夫染上酗酒恶习，喝醉了还打老婆。“那时候家里是真揭不开锅啊，我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就150块钱，小孩当时还要小升初了，我女儿学习还挺好的，但学费是真拿不出来啊。”赵小茹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 于是，赵小茹离了婚，想办法托人联系“出国打工”，那时，身边去美国的人多，但很快查得也严了起来。赵小茹便东拼西凑借了3.5万元，费了一年多时间，找人办好了假结婚到荷兰的事。到阿姆斯特丹的时候，赵小茹36岁，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广东人家庭里当保姆，上班第一天就闹出了不愉快。“家里老太太要去餐馆上班，就让我在家煲汤带小孩。我一直在东北，没去过南方，不知道他们说的煲汤跟我们东北的汤不是一回事。等老太太回家后就跟我吵，还骂些难听的，我也听不太懂，一生气也就走了。” 在欧洲，华人社会主要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早期印度支那地区的华人，这群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抵达欧洲，因长期远离中国本土，大多已经不会讲中文，跟整个华人社会的距离较远。第二类是广东人和香港人，随着几次移民潮到了欧洲，其中香港移民中有一部分为香港三合会组织14K成员，通过“避难”的手段申请入欧。第三类为改革开放早期外出闯天下的温州人。第四类为留学生。第五类就是按摩店中的华人，主要来自于东北，少部分为来打工的普通留学生，久而久之形成了庞大的网络。当时在荷兰，找华人保姆的普遍是第二类和第三类的南方人，吃不惯北方菜，赵小茹后来又去过两家做保姆，都没待太久。 几次尝试当保姆不成之后，赵小茹找到了一份楼面清洁的工作。这份工作她也没能做太久，“我以前在工厂是会计，没干过体力活，我们这批出来的东北人跟温州人广东人不一样，他们在国内干过体力活能吃苦，我们以前吃大锅饭的，几乎都没怎么吃过苦，出来的时候年纪也不小了，是真的撑不住啊。”再后来，赵小茹和假结婚的男士产生了感情，幸运地过上了“真真正正的荷兰生活”。“我前几年做保姆的时候把腰伤了，在荷兰这算是工伤的一种，我现在不工作，政府也会按月给我钱算补偿，现在这个老公对我也挺好的。也让我给我女儿和前夫寄钱，感觉这几年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她说。 赵小茹的确是其中的幸运者，在和她同样背景的寻求移民打工者中，许多人没能成功移民，成了“后备移民”。 根据MIRE(法国)的最新统计数据，在法国，58%的中国移民来自浙江，26%来自中国北方地区。来自浙江的移民多为榜样式链条迁移，这通常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而来自东北的新移民潮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浙江移民往往有国外的人际网络，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移民。而在东北，绝大多数人是抱有冒险精神和茫然的态度出国，在出国前他们就像赵小茹这样变得一无所有，所以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不在乎再去赌上这一把。 东北移民文化程度高 在巴黎美丽城一带聚居着大量来自东北大城市的移民，这些数以百计的非法移居者，游走在社会边缘地带，形成了华人移民的新景象。 晓琪是在2013年9月抵达的法国，她申请了大巴黎区近郊的一所学校读研究生。由于法语还不过关，她目前还在语言班学法语：“我在国内已经上过500学时的法语课了，按理说来这边再上三个月就可以开学了，但是我一直忙着挣钱，法语还是不行。”晓琪来自吉林省吉林市，大学毕业就在家人安排下到了当地铁路局工作，在高铁上当乘务员，“但是赚得太少了”。她口中所说的挣钱，是在小巴黎区的华人KTV里陪酒，客人主要为法国本地的温州商人。 晓琪一头乌黑的披肩长发，身材高挑，腰肢纤细。“那些商人说我长得像模特，有时候下午的局没几个人的也喜欢点我。”晓琪笑吟吟地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她从小就喜欢法国，为了出国，她不顾家人反对偷偷从吉林跑到沈阳学法语。“我出来后，家人就没说什么了，刚辞职那会儿差点被我妈打死。”现在的晓琪每个月会给家人寄去1000欧元左右，“赚钱不容易，我用得很省，平时总有人请吃饭，花钱的地方也不多，而且寄回家比较安全。”晓琪说。 著名智库欧洲中国研究咨询网络(Europe China Research and Advice Network)201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第一批成规模到欧洲的东北移民首先抵达的是中欧国家匈牙利。相较于西欧国家而言，当时同处于转型期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对中国劳工有着更宽松的签证政策，这一政策也决定了东北移民在欧洲的地理迁徙模型。随后的几年中，东北籍移民以中欧为辐射点向整个西欧进军，并且人口增长迅速。与福建和浙江移民不同的是，东北籍移民更倾向于在欧洲人开设的工厂中上班，比较擅长的工作是车工和轧工。福建和浙江移民更倾向于在老一辈华人移民比如香港人或来自印度支那的华人的工厂企业中上班。 与温州和广东移民不同的是，大多数东北移民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据了解，普遍的东北一代移民都具有高中或以上学历，这是东北老工业区高度城市化的结果。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东北三省就业人员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人口在全国范围内位于前十名；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中，辽宁位居第 4 名，吉林省位居第 8 名，黑龙江虽然有一定差距，在总体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至于二代移民，很多温州和广东移民二代，因为家有如服装厂、中餐馆、小型超市等产业，父母希望他们能更早地参与到家族产业中。而东北移民的思想较为传统，很多人都有存钱让孩子读好书的思维，因此东北二代移民的教育程度反而更高，他们在本地的大学毕业后，很多成为职业经理人、律师、医生等。在之后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间，这将改变东北移民在海外的构成。 在美国受高等教育的新一代 除了劳务移民之外，通过留学和投资等方式也成为了东北人移居海外的重要途径。与赵小茹们相比，新一代外出的东北人早已完全不同。 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项研究数据表明，福州到美国的移民已经触底了；在福建省的一些农村，户籍人口的80%-85%已经转到了美国。这一移民源的枯竭似乎刺激了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移民中介在中国其他地方拓展市场。然而，近年来的东北移民新浪潮明确显示，东北模式较之浙江及福建模式更缺乏组织性，东北籍移民是否也将带来他们的家庭成员并形成新的迁徙链，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单看外表，来自沈阳的张锐(化名)是一名典型的高富帅。这个26岁的年轻人高中便跟随父母从沈阳移居到洛杉矶的橘郡，目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航天工程学博士学位。他还曾作为高富帅理工男的代表，上过湖南卫视的某档综艺节目。 与在欧洲为数众多的东北人的生活状态不同，东北人的身份没有给张锐带来任何包袱。“每一个人实现梦想的方式，手段乃至资源都是不一样的。东北人的身份也从未给我的生活造成任何困扰，反倒是那种东北人豁达的性格让我更容易结交到朋友。”张锐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同样26岁的郭敏(化名)12岁就跟随父母移民到纽约，居住于皇后区法拉盛。郭敏两年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现于曼哈顿中城的一间国际律师事务所做中国法律咨询师。当时代周报记者向郭敏询问关于法拉盛唐人街的故事，她显得有些排斥。“你说的唐人街的情况我也听说过，但我们的确不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区。”她说。 像张锐和郭敏这样，在十几岁便跟随父母移民到美国、此后便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东北青年很多，渐渐成为美国华人移民中的新生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前一辈人的历史包袱，成为新一代世界居民，其中回国的，也多数流向了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 7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长春召开座谈会，听取对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而此前，两会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东北考察仅过去3个月。 在习近平召开座谈会前夕，东北人口危机话题开始在媒体发酵，关于“东北人去哪儿”的疑问被密集提出。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减去流入的人口，人口净流出180万。人口的锐减，对于亟求复兴的东北经济，构成一个巨大的考验，也引起了自上而下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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