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贫困、受歧视常伴着烂脚老人的人生。衢州柯城区新铺村，行动不便的86岁老人崔菊英独自住在阴暗、潮湿的小偏房里，旁边就是儿子的三层楼房。南都记者南香红 摄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日军侵华战争留下的创伤并没有痊愈。时至今日，民间调查者已找到900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仍在强忍侵华日军细菌战的摧残与折磨。日军制造的病菌，使他们患上了腿部腐骨蚀肉、难以愈合的顽疾———“烂脚病”。但这个名单至今还未能完成，有的人在名单上，但已经死去，有的人活着，但不在名单上，到底战争期间有多少烂脚，有多少人已经因此死去仍然未知。 这些伤口仍然流脓淌血的老者，虽在战火中幸存，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笼罩终身的“烂脚”，如同挥之不去的幽灵，使他们的人生陷于阴霾般的悲苦，只得绝望孤寂地慢慢逝去。 烂脚病人高发点与日军浙赣交通沿线细菌武器攻击地点高度吻合。金华、丽水、衢州三个地级市呈三角状坐落于浙江省的中西部，这里是战争遗留烂脚病人集中的地区。 2008年，浙江省民政厅、财政厅联合发文，提出将二战细菌战受害者的治疗费用纳入医疗救助范围。但这个文件至今还在纸上。 李仲明极不情愿地把左腿架在椅子上，交给一群穿白大褂的医生。自己用帽衫紧紧裹住头，身体缩成一团。 他用一层又一层衣服把自己包裹得像只棕子，医生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层层叠叠的裤子，以便让腿露出来。裤子里面还有花花绿绿的铜板广告纸，也是一层又一层。广告纸里面，是一层又一层的塑料薄膜，薄膜里面，一坨红烂的肉发出奇异的恶臭。 “医不好”的老烂脚发霉长毛 坐落在汤溪镇的金华市婺城区第一人民医院五楼大会议室，十几扇窗子一齐开敞。还是散不出李仲明烂腿的臭气，这是一种腐尸的味道，又粘又腻，附着力极强。 出生于1950年的李仲明是汤溪镇派溪李村人，他被称为金华市“脚最烂的人”———左脚从膝盖往下，像是被开水煮过一样，没有完整的皮，大大小小的烂坑脓血模糊，深浅不一，有的烂到露出骨膜。每到下雨天，揭开那些创面上的包扎纸，这些烂坑上就会有两寸来长的霉毛。 李仲明6岁开始烂脚，因为烂脚，他跛得不能走路，也一辈子没娶上老婆，自己远离人群独居。 “这个李仲明太可怜了，如果不及时进行救助，他就可能活活烂死。”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说。 由王选发起的细菌战烂脚病诊治汇集了国内一流的专家，3月3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生命科学院院长陆小兵、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的陆树良教授在金华会诊，医生们头上还戴着“谷歌眼镜”，在给李仲明清洗伤口的时候，这双腿的图像便通过4G网络传给上海的专家。医生们希望通过远程医疗系统的建立，在浙江省金华、丽水、衢州市设立三个医疗点，就近解决当地烂脚病人的诊治和换药护理。 丽水太平乡木后村86岁的何有武一听到治疗就怕起来，六七年前在丽水中心医院，医生从大腿根部，抽掉了他整条腿上的筋，拆掉腐烂部分的一截骨头，“花了2万多块，还是没治好。过去能挑100斤的桃子上下山，抽了筋后，再也挑不动了。”种桃子的他说。 不止他一个人，同村的何仪祥，长潄村的冯欢喜，都被抽筋拆骨地治疗过，花钱不说，整个治疗过程成了恐怖痛苦的记忆。医不好的老烂脚，几乎是一个定论。中国农村的条件是近十多年才好起来的，子女孝敬、有能力的家庭，就想着给老人治疗，但从来是好了又烂，伤口几十年永不愈合。“这哪里是烂脚，简直是‘ 黄金脚’，几十年医烂脚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一位老太太的儿子说。 除了脚伤还有孤独贫穷 王选带着专家们来到金华。尽管事先已经向他们提供了“烂脚病人”的创面照片，但是大家见到李仲明时，还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李仲明的伤口是用纸板盖起来的，直接裹在伤口上的是旧报纸，打开后臭气熏天，在场的人，第二天鼻子里都是臭烘烘的。”王选说。 李仲明的手术，由肖玉瑞主刀，当时他还在进行癌症化疗。他的学生———上海创面修复研究中心主任、瑞金医院的陆树良教授做副手，陆树良教授的博士生、上海第九医院创伤修复科主任谢挺做助手，这是师徒三代人共同执行的一台手术，如此阵容难得一见。 自去年上海浦南医院将全年的十个免费医疗名额全部给烂脚病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生命科学院院长付小兵的加入，带动了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和全国创面修复专科联盟及其相关专家的联合行动。 上海浦南医院治疗了10个，上海中西医结合医院治疗了4个，上海第九医院里还住了6个，王选在各家医院里走动，看望老人。 “看着腿上的新肉芽慢慢长起来，老人们高兴得像个孩子，坐在床沿上，把两条腿荡来荡去，他们开心死了。”王选说。 老人愈后情况各不相同，在丽水，记者见到了第二批在上海接受治疗的傅君华、冯欢喜和何有武，他们的腿上长出的新肉结实平整，看起来再烂的可能性不大；金华的王竹花和吕妹妹的伤口是干爽的。 但有些人还是又烂了。 李仲明的腿再次变得又肿又臭。去年10月，李仲明来上海住院期间，一共接受三次手术，第一次去腐肉，削纤维疤；第二次施行负压引流新技术，控制感染，促进新鲜肉芽生长；第三次施行植皮手术。当他出院时，95%以上的创面都已经长好。 长期的失群独居，李仲明的精神、心理都有问题，他不愿意见人，也不愿意说话。他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当医生想脱掉它们时，他像个孩子一样地哭啊哭，而当手术后需要安静时，他却不停地动，以致伤口反复难愈。李仲明的情况并非烂脚老人中的孤例，风烛残年、体弱多病、贫穷、孤独、有失关照是这群人的常态。 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医学专家的面前：医治长久祼露的战争伤口，仅仅有医术是不够的！ 细菌战调查牵出烂脚病 “自从日本鬼子来了，脚就开始烂。”这是烂脚病老人一致的说法。 王选第一次看到烂脚是在江西玉山岩瑞乡，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王选和日本律师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受害调查。 “突然，一个烂得失去双脚的村民坐在一块装着小轮子的木板上，以手代步，爬到我面前，苍蝇哄哄地跟着他飞，我整个人都惊呆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的脚会烂成这样，眼泪止不住涮涮地往下流……”岩瑞乡离当年玉山军用机场两三公里，是1942年日军浙赣会战细菌战重点攻击地，他是从村子里爬过来的，他说，他那个村庄，有很多人烂脚，都烂死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 当时日本律师正协助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但是关于烂脚，调查研究还未开展，参加细菌战诉讼的180名原告，除了浙江江山的细菌战霍乱受害者以外，都是细菌战鼠疫的受害者。 2001年9月，在旧金山中日关系国际会议上，王选出示了金华烂脚病例的照片。医学教授们认为，这些病人中大多数很可能是感染了炭疽菌和鼻疽菌，这些细菌会通过皮肤侵入人体，引起皮肤感染，严重溃烂，并伴有其他身体症状，会致人死亡。 “正如德国科学家所说，日军使用细菌战是无法辩驳的，但每双烂脚和细菌战攻击的关系却难以证明。”王选说，烂脚最终没有作为细菌战受害事实提交到日本法庭。 日军细菌战是“最高机密”，最近二三十年，日本细菌战史资料的发现，尤其是《井本日记》、金子顺一博士论文的发现，才使日军细菌战轮廓初现。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供称：“根据石井将军命令，我叫生产部制备了约130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热菌供远征队之用，此外，第一部人员还带有由他们培制的若干罐霍乱菌和鼠疫菌”。 “130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热菌”用到了哪里？这是至今未能解开的谜。现在只知道，烂脚病人高发点与日军浙赣交通沿线细菌武器攻击地点高度吻合。金华、丽水、衢州三个地级市呈三角状坐落于浙江省的中西部，这里是战争遗留烂脚病人集中的地区。 而李仲明所在的金华汤溪，更是典型的烂脚镇。2004年王选带领的宁波大学调查会的学生，开始到汤溪镇所在的金华市婺城区一带，进行挨村的地毯式烂脚病例田野调查，至2009年，找到了幸存的近380例(仅婺城一地)。 所有烂脚人的共同特征是，经历战争而遗存，年龄都在80岁以上，烂脚的伤口经70多年而不愈。 900个老人的“烂脚人生” 12年来，进入王选视野的烂脚老人从一个增至900多个，但这个名单至今还未能完成，有的人在名单上，但已经死去，有的人活着，但不在名单上，到底战争期间有多少烂脚，有多少人已经因此死去仍然未知。 近两个多月来，记者沿浙赣线走访了衢州、江山、金华、丽水、云和等地，看到一幕幕令人震惊的烂脚人生。衢州80岁的朱土文和江山市70岁的姜春根因为烂脚基本上丧失了行走能力，其中姜春根的右脚因为腐烂而肿大至正常的3倍以上，黄色脓水不停渗流出，而他只能半躺在床上；衢州柯城区新铺村黄家街道，86岁的崔菊英独自住在一间小偏房里，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老人目光呆滞，行动不便，丧失了基本交流能力。小偏房旁边就是儿子的三层楼房，里面嬉笑欢乐的情景，和老人的起居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江山市的毛水达和柴长庚从小就被人称为“烂拷侽”(方言，意为烂脚人)，远近村里没有姑娘愿意嫁给这样的人，73岁的孤老毛水达一人住在养老院。 在丽水太平镇木后村，围绕在记者身边，老人们说出了一连串死于烂脚的名字：吴有金、吴囡金、王仁、谢龙泉、何岩福……其中何岩福在水田犁地时烂脚流血不止，最终血尽而死。 农村的烂脚老人，为了养家活口，几乎都是拖着烂脚下田劳动，直到七八十岁。南方水田，对烂脚几乎是致命的，水泡、蚂蝗叮、稻草扎，伤口几乎没有好的时候。烂脚、贫困、缺医少药等多重困扰，纠缠了他们一辈子。终身未娶、孤独、贫困、受歧视几乎就是烂脚老人的人生。丽水长潄村的冯欢喜靠隐瞒烂脚、到离自己村很远的村子“骗”娶到了媳妇。他一生绕开人群走，自己知道别人的嫌弃———怕传染，怕臭气。为了避免下水田，冯欢喜学习做砖瓦匠，到临近各县帮人盖房子。但人民公社后的很长时期内不准外出打工，只能下水田劳动，养活3个子女。穷，吃不饱，流血、腐烂、疼痛是几十年来一直伴随的刻骨感受，“下田草扎了疼得要死，砌石头用力气会崩裂流血”，老人说。 老人们一个个死去，现在有多少还活在世上，王选也无法确知，“900个大概还有一半吧，随时都在逝去”，王选说。 救助文件7年仍悬纸上 曾有媒体问王选，如果你有很多的钱，你会怎么花？王选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把这些老人全部包养起来”。 王选没有钱。 董桂娣的儿媳妇听说婆婆的脚需要再治疗，而接下来的治疗没有免费了，眼神里就有些犹豫。 年前上海几家医院的免费治疗，各医院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有一些费用，是由王正国创伤医学发展基金会垫付的。接下来的治疗将是大范围多人次的，靠医院费用是支撑不下去的。 “我们都是志愿者，免费出诊，病人去不了上海，我们可以下来手术，我担心的是病人不来治”。病情不同，费用也不会一样，“医一个病人的费用平均是2万元左右”，陆医生告诉董桂娣的儿媳妇。 “如果我们自己出钱是医不起的”，董桂娣的儿媳妇说，他们一家人是九峰水库失去土地的移民，丈夫做临时工，她给别人做饭，移民的赔偿款都盖了房子。 政府出面进行体制化救助一直是王选所希望的。“浙江是中国的经济大省，G D P已经超越了法国，怎么就不能救助这几个老人？再不救都快死光了！” 从入选金华市政协委员再到浙江省政协委员，王选年年提提案，年年呼吁，终于在2008年，浙江省民政厅、财政厅联合发文，提出将二战细菌战受害者的治疗费用纳入医疗救助范围。 2009年，在衢州市防疫站原站长邱明轩的主持下，对衢州市柯城区范围内的烂脚病人进行了普查，随后以浙江省财政拨款，在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设立了救治试点，对象是柯城区的39名烂脚病人。救助6年，39名老人中的17人已经去世，而试点也没有在省内其他地方、甚至隔壁的衢江区推开。浙江省这个2008年下发的文件，至今还在纸上。 此次病人报销问题再次摆在眼前，丽水市细菌战受害者研究资料中心会长庄启俭等带着记者多次造访民政和社保部门，使赴上海九院治疗的丽水的烂脚病人得到了自付25%、农村医保报70%、民政部门再报剩余部分的60%的政策。 但这只是丽水一地的政策，浙江其他地方怎么执行还未知。比如金华的病人，能不能报还不清楚。金华病人如果异地治疗，则需要市级的转院证明，否则报不了。像李仲明这种情况，如果转院去上海，就不好办。 “政府是应该出面了”，付小兵院士说，政府需要研究病人治疗的钱应该谁出，怎么出，如果病人确实没钱治的话怎么解决。他说将用学会的名誉和院士建议的渠道，再向浙江省政府和金华市政府提出建议。 除政府的应对政策外，社会力量的动员显然也没有到位。记者了解到，之前答应救助的公益基金到目前为止，尚未实质性介入。 更重要的是，这些老人需要关照，需要有人去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李仲明这样的病人，需要更多的关爱和照顾，甚至有人常和他说说话都会好很多。还有那些住在偏远山区的病人怎么出来医治，没儿没女的孤寡老人谁来护送、陪护，怎样保证能够按医生的要求换药、进行术后的休养护理等，都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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