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高兴祖只能单枪匹马地研究，困难重重，没有人理睬，没有人重视，查找资料困难，文章也没有地方发表。后来他想方设法把他的研究成果出了，但没有人理解它的重要性，影响力没有多大。”经盛鸿说。
“南京好人”遭遇
南京大屠杀之前，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走了，但有20多个英、美、德等国的侨民留下来了，包括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的外教。“这些人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以中立国人士的身份，力所能及地抗拒日军的暴行，为救助几十万难民做了大量贡献，被南京难民称为‘救命菩萨’、‘南京好人’。但在解放初‘反美、仇美’的思想政治运动中，这些人都被批判了。”经盛鸿介绍，抗美援朝时，凡是与美国沾边的都受到批判，“在这两个学校任教的美国教师，如魏特琳、里格斯等人，都被打成美国特务，或被批臭，或被驱逐，赶走之后还要批判。还让这两所学校的师生员工交待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张纯如发现，朝鲜战争时，中国报纸将南京的美国人描述为帮助日本人进行屠杀的恶棍，还有文章指责南京沦陷时安全区外国人将南京城拱手让给日本人。另外的文章则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是一个帝国主义者的组织，与日本侵略者串通一气。
经盛鸿介绍，在南京保卫战中，很多国民政府军人牺牲，其中最少有九位将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有几万人“但在南京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国民政府军人，和在日军大屠杀中被杀害的国民政府军人，在建国后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反动军官’。”
“抗战胜利后参加审判南京大屠杀日军战犯的国民政府法官，也被打成‘反动法官’，坐牢的坐牢，关押的关押，流放的流放，头上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没有好下场。在这个背景下，自然不可能深入追究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恶。”经盛鸿说。
学者王锦思提及，1959年，日本战犯被组织来南京，但不是去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而是去雨花台默哀被国民党杀害的革命先烈。
经盛鸿介绍，“文革”时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日本属于第二世界，被认为是可以争取团结的对象“在这个背景下，只能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华罪恶’，而不可能深入追究日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的罪恶。”
重回公众视野
上世纪80年代，南京大屠杀终于重回公众视野。1982年是一个节点。
当年7月，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中国针对教科书事件向日方正式提出交涉，《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必须牢记这个教训》的评论。此后，中方展开调查。
1983年11月，南京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筹备建立纪念馆。
1984年2月至6月，官方首次有组织、大规模地调查南京大屠杀，发现了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1756人。
198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落成开放。此时距南京大屠杀已近半个世纪。
记忆的复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中华民国史辞典》仍未将“南京大屠杀”收入，却收入了“南京惨案”词条，描述了1949年南京示威游行学生被国民党军警打死2人的史实。
被忽略的还有遗址。1990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旅游辞典》，描述了革命烈士陵园雨花台，对南京大屠杀遗址只字未提，1991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小辞典》亦如是。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亦命途多舛。1995年，当张纯如踏上南京寻觅幸存者的时候，看到幸存者是一些穷人，“他们大多住在黑暗、肮脏的房屋里，屋内潮湿，散发着霉味，到处是贫困的痕迹。”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提供了一份2007年的大屠杀幸存者名单，上面的许多老人已经离世，如今幸存者不足200人。
其中一位健在的，是79岁的马庭宝。父亲在1937年的大屠杀中遇害时，马庭宝只有两岁。他目前主要依靠每月的1000多元退休工资度日，居住在南京市一间只有17平米的房子里，房子没有卫生间。退休前，马庭宝是普通工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每月领取几十元的薪水。他说，解放后至上世纪80年代之前，南京大屠杀没有被公开提起过。解放后很长时间，他作为幸存者未获任何政府援助。
直到2004年—南京大屠杀67年后，马庭宝收到了南京市民政部门的第一笔援助金，一年500元，该援助金目前增加到了一年1400元。2005年，马庭宝获得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颁发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书》。
时至今日，对南京大屠杀的介绍正不断深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一块颀长而沉重的黑色大理石，上面用各国文字写着：“遇难者300000”，最开始用3种文字介绍，如今发展到了11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