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鱼
近日，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默辞世，享年90岁，噩耗传来，全球同声悲悼。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发言人表示，南非失去了一位独一无二的文学巨匠。对这位杰出犹太女性——曼德拉心目中的女英雄，《纽约时报》《经济学家》《卫报》纷纷发表长篇讣告，表达敬意。
“南非失去了一位爱国者，失去了一位著名作家，也失去了一位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振臂疾呼者。我们代表政府和全体国民，向她的家人、朋友和全体文学界致以最沉痛的哀悼。希望她的灵魂安息。”南非总统祖马盛赞她的不凡成就。曼德拉基金会发来唁电：“为南非失去一座伟大文学丰碑而陷入悲痛之中。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作家、一位爱国者，失去了一位平等和民主的呼喊者。”
现实环境塑造政治作家
1923年，戈迪默生于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座小镇斯普林斯。父亲本是立陶宛珠表宝石匠人，母亲来自英国。双亲同为犹太人，为躲避欧洲大陆猖獗的反犹主义，移民南非打拼。父母经营一家珠宝店，事业蒸蒸日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幼时乖巧可爱、聪明伶俐的戈迪默，立志长大做一名芭蕾舞演员。无奈天不遂人愿，她心脏衰弱险些辍学，芭蕾梦碎。
不甘向命运低头的她9岁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处女作《追求看得见的黄金》在报纸上发表，语言稚嫩，却才华横溢。15岁第一篇小说《明天再来》问世，技惊四座。
此后，她认真阅读契诃夫、毛姆、劳伦斯等经典作家的作品。1945年，她进入大学学习文学，她把大学称为“波西米亚的温床”，感觉如鱼得水，决心献身写作。在她的一生中，共出版了13部小说，另外还发表了近200篇故事和散文，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
突破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藩篱，年轻的她很快发觉不抨击种族压迫，就无法真正深入到南非的生活中去。1948年，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上台掌权，种族隔离体制成型，令人无法忽视。
“从天性而言，我对政治并无兴趣。”戈迪默后来说，“我想，假如自己生活在别的地方，我的作品可能不会反映那么多政治，我可能根本就不会写政治。”种族隔离政策的极端不公正与残酷成为她的文学主题，以现实主义笔法揭露种族主义的罪恶，着重刻画这一社会中黑人与白人的种种心态，控诉种族主义对人性的扭曲。
“深入挖掘南非社会的方方面面，从黑人世界酷热拥挤、以煤渣砖建成的社区和小酒馆，到白人社区的泳池烧烤、狩猎派对和落日时分的鸡尾酒会。通过戈迪默的生花妙笔，全世界的读者了解了种族歧视对人性的影响以及恶法是如何腐蚀善良人性的。她的作品里充满恐怖：担心军警在半夜敲门是一种真实的恐惧，而自由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就算政治犯被释放，也会在短暂体验到回归世界的幻觉之后重新遭到拘捕。评论家说她的作品精致刻画了社会的构成者，从而形成了一部社会史。”《纽约时报》推崇备至。
1991年凭借好评如潮的杰作《七月的人民》，她一举拿下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是“她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不过，也有人批评她是“以政治观念得奖，而非以作品见长”。对此，戈迪默从容表示：“对我而言，我是一名作家，这是我存身立命的根本。”
她曾对媒体说：“我的小说主要反映自己所见所闻的人和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异性情爱、同性友爱、父子亲情等，当然也有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政治。”
“我获奖的最早消息是一名瑞典记者告诉我的，当时我在美国。那时的南非总统是德克勒克(南非共和国白人总统)，你能想象出我在回南非后他竟然没有一个字的祝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统都会为自己国家出了诺贝尔奖得主而高兴，且不言我还是诺贝尔文学奖26年来获奖的第一位女作家，也是非洲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我们国家的总统却没有说一句祝贺的话，就是因为我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又是‘非国大’成员。”
获奖的消息让广大南非黑人欢欣鼓舞。一位黑人老太太跑遍了大街小巷，求助左邻右舍才找齐了戈迪默所有的作品。在一张方桌上，戈迪默买来七色鲜花，每一册书中插上五颜六色的花朵，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戈迪默自嘲，总是担心这个奖是否对世界宣告了她的未来一事无成。“当我赢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她说，“我不希望这被视为我坟墓上的花环。”好在最大的恐惧被证明是子虚乌有的，缪斯依然垂青于她。
“南非的良心”
戈迪默出身于富裕的白人家庭，当她还是个小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让他们害怕黑人，说什么黑人是怪物。去教会学校上学，学校里是清一色的白人；周末看电影，电影院同样是清一色的白人；到芭蕾练习班去，还是只有白人。平时能看到的黑人，除了佣人、清洁工，就是矿工。
戈迪默长大后，对“黑白分明”的社会产生了怀疑。她勇敢和黑人交朋友，一步步走出了封闭的白人圈子。1948年，戈迪默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此后10年间，她陆续发表了《说谎的日子》《陌生人的世界》等长篇小说，用如椽巨笔，揭露种族主义的罪恶。
犹太女子酷爱自由。1962年，她帮法庭上的被告曼德拉，起草了著名的演讲词《为理想我愿献出生命》。“我们觉得除了暴力反抗，没有什么能够帮助非洲人民成功地对抗白人的霸权主义。所有反对霸权的合法方式都被立法所禁止，我们处境尴尬，要么反抗政府，要么永远接受这样自卑的境地。我们选择了反抗政府。开始我们只是采取了非暴力的形式冲击法律；而当这些行为被法律制裁，并且被政府暴力镇压，我们唯有决定以暴制暴。”她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在南非，没有人不知道戈迪默的名字，她被誉为南非“国宝级”小说家。种族隔离最黑暗的时期，她以反种族隔离为己任，著作被禁，本人遭受迫害。拒绝流亡国外，她毅然留在国内，与“非国大”地下组织成员并肩战斗。白人政府展开疯狂搜捕，几位黑人运动领袖就藏在她家中，并在其掩护下安全转移。她对种族隔离政策一针见血的批评，深受国际社会赞赏。曼德拉称她是外宣能手。
对戈迪默而言，最自豪和最骄傲的并不是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而是在1986年出庭作证，22名“非国大”党员得以免除死刑。难怪曼德拉出狱后，最想见到的几个人中就有她，国际社会则把她称之为“南非的良心”。戈迪默公开宣称，曼德拉是她的“领导”，并在1990年加入了“非国大”。
质疑白人的统治特权，抛弃白人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她倒向黑人中心主义。1970年的长篇小说《贵客》里，戈迪默就突出地表现了黑人内部的纷争。同情和支持黑人运动的同时，她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弊病。1987年出版的小说《大自然的游戏》里，她甚至写到了将来在南非建立一个由黑人掌权的共和国的场景。
废除种族隔离，南非依然面临诸多难题。戈迪默对此有足够的警醒。大量黑人涌入白人聚居地，白人逃离，治安恶化。她也遇到入室抢劫，现金、珠宝被劫掠一空，因为拒绝交出亡夫给她的婚戒，她还遭受了皮肉之苦。这些抢她的黑人，就出自她当年为之奔走呼吁的人。但她却选择放下，从不介意。2007年出版的短篇集《贝多芬是1/16黑人》里，她说：“总有些人要做时代的先驱者，而他们的牺牲将付诸东流。”
不改人权斗士本色
2010年，南非举办世界杯，戈迪默泼冷水道：“这是一场盛大的马戏，但当人们连面包都吃不上的时候，要这马戏干什么？”废除种族隔离多年，南非贫富差距依然悬殊。戈迪默批评道：“老实说，没人真正需要那些露天体育场，等世界杯结束以后，我们要怎样处理它们？让那些棚户区居民去那里躲雨吗？”
一生以文字挑战种族隔离制度，始终不曾改变人权斗士本色，其抨击世道不公的视角甚至逾越国门。2008年，顶着南非国内斥其为“背叛”的责难，毅然参加在耶路撒冷举办的首届国际作家节，也是出于对“一切形式的压迫”的抵抗。
惟其如此，你才能理解戈迪默何以说：“作家必须永远保持独立，保持艺术独立，而不要担心是否冒犯你的母亲和好友，是否冒犯你的政治上的同志。我觉得我首要的责任就是恰如其分地运用我的才能。你越是接近真相，就越能恰当地运用你的才能，而不必去担心别人怎么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这个准则，写作时，不要去考虑会有什么后果，就当自己已经死了。”
不满足写作本身，看到南非艾滋病病人的悲惨处境，81岁高龄的她挺身而出：“我自问，身为作家我们做了什么？”为抗击艾滋病募捐，她邀请马尔克斯、格拉斯、大江健三郎、萨拉马戈、厄普代克等全球知名作家，联手出版小说集《爱的讲述》。纽约举行首发式时，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亲自出席，她本人则在曼哈顿主持作品朗诵会。
让自由洗涤人的心灵，黑与白没有隔阂！戈迪默用九十载的不凡人生，验证了自己的名言：“任何一个作家，只要他生活在受歧视受压制的人民之中，只要他周围的人群由于种族、肤色、宗教的原因而被打入另册，就都会听命于时代，感受到大形势在他内心唤起的道德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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