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南非还是世界公认的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最成功的非洲国家。上世纪90年代中叶，新宪法与议会的诞生亦为民主政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然而，昔日的彩虹之国如今却显出后继乏力的颓势：经济增长率仅为2%，不到非洲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此起彼伏的罢工令南非损失了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失业率的官方统计数字是25%，实际可能接近40%，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每天只赚2美元；外商投资趋于枯竭；教育更是南非之耻，小学教育水平在全世界144个国家中排到132位，数理教育更跌落至倒数第二位。
显然，作为与发达国家联系密切的经济大国，南非的衰退与前者的经济危机不无关系，但政府的无能与腐败才是最主要原因。曼德拉退休后，南非先后经历了塔博?姆贝基的种族不宽容政策和祖马政府的左摇右摆，腐败问题愈演愈烈，经济发展几近停滞，当其他非洲国家日渐崛起之时，南非却一直在走下坡路。
在2012年的第一场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倦怠、颓唐的奥巴马――他看到了内忧外患、令人沮丧的未来和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衰落。然而，在副总统辩论中，我们却看到了拜登的慷慨激昂、力贯千钧。奥巴马的倦怠与拜登的狂热，不过是自由主义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罢了。与其说拜登激情澎湃，倒不如说他是狂躁不安的，其慷慨陈词更带有煽动的色彩。从两位候选人身上，你看到的是一个在亢奋与衰颓的两极之间徘徊的非传统自由主义。医保改革的举步维艰、阿富汗的败局、中东的曝乱、最高院的去宪法化……美国经历了虚弱而摇摆的四年。下一个四年？或许将是我们的不能承受之重。
如何在持续的动荡与混乱中保持企业的竞争力，或许是当代商业领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任何度过了初创阶段的公司都会倾向于选择效率最优的策略，以致忽视了战略灵活度的提升。所谓战略灵活度是指将机遇转化为资本，快速规避风险的能力。以当初的Borders和 RIM为例，他们意识到自己必须做出战略层面的重大改变，却左摇右摆举棋不定，最终错失良机，眼睁睁地看着竞争对手抢走了令人垂涎的大蛋糕。面临新的机遇或挑战时，大多数企业总是试图按“规矩”办事，毫不意外，其转型计划往往以失败告终。
随着经济、社会及政治风险的与日俱增，过去颇为奏效的层级结构和组织化流程已无法跟上世界变化的脚步。不连续、无规则已成为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企业必须每隔几年重新思考其战略方向，否则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因此，在保证年度盈利的同时，商业领袖还须走在市场之前，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无疑是一个相当艰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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