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网4月28日电 据英国《英中时报》报道，1917年4月19日，一千名中国劳工经过三个月的远渡重洋，抵达法国勒阿弗尔港(Le Havre)。这是第一批抵达欧洲的一战华工，在英军的雇佣下，他们从这一天开始了疲惫而未知的劳工之路。随后，另外上万名中国劳工陆续抵欧，成为一战协约国身后最牢靠的后勤依仗。
2017年4月19日，为了纪念第一批一战华工抵欧100年，子午社和亚非学院中国中心共同举办了纪念活动，由子午社组织拍摄的纪录片《华工：一战中不可忘却的面孔》在活动中首映。
从出发到归乡
图：1917年，华工在法国下船(W J Hawkings收藏)
纪录片分述了华工招募、远离家乡、工作、上前线、战争结束归乡几个方面，相对完整的展现了一战华工历史。
据记载，这些一战华工主要都来自山东，有少数人来自天津。因此，纪录片主要到山东采访了这些一战华工的后人，记录了他们对长辈的回忆。除此之外，纪录片也采访到当时和这些华工有很深接触的医生、军官的后人，从他们的讲述中，还原当时华工的生活、工作情景。受访者们提供了自己家里收藏的物件和照片等资料。
在提及主要从山东选择劳工的缘由时，受访者们多次提到“山东大汉”这个词，以证明山东的男人比中国南部地区的男人们体型更高大，身体更强壮。同时，干旱也是山东应召工人人数多的一个主要原因。
据介绍，每个被登记在册的华工会拿到一个编号章，上面印有自己的名字、编号和英国当时国王乔治五世的头像。据一些来自山东的华工后人描述，回到家乡以后，这枚编号章成为很多华工最珍贵的东西。
经过三个多月的陆路和水路，华工们辗转抵达欧洲。到目的地之后，华工们被集中管理，安排到特定区域，不允许随意出行。在14万的华工中，有4-5万人是被法国雇佣，有近10万人被英军雇佣。根据受访者的描述，被法军雇佣的华工情形要好过英军。在法国和比利时的记录中，对华工的描述大多是赞美之词，认为这些工人勤劳友善。但是英军记录中却多称华工不遵守记录、爱闹事。
在做过基础工人工作后，这些签约只是劳动的华工在战争最惨烈的时候被推上了前线，做挖战壕、掩埋尸体等这些不属于他们的工作。不仅如此，战争结束后，华工被留下清理战场，很多华工幸免于战争，却死于德军埋下的地雷。
受访者JaneMcCall的祖父韦勒(Edwin Wheeler)曾经是华工们的医生，Jane在祖父的日记中看到一段这样的描述：很多华工不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当他们被推到前线拖尸体之后，很多人的精神受到了重创，还有一名劳工因此自杀。
值得一提的是，韦勒医生和华工们的关系亲密，当时华工们还送给他一个刻着中文的铜器作为纪念。
回到家乡后，很多人都没有拿到应有的酬劳，一部分是因为劳工及家属对酬劳发放制度不清楚，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很多劳工被骗，所以没有拿到薪水。根据一位受访的后代的描述：“我大爷爷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就是三块大洋、工作服和这个章。”“我爷爷一喝多就穿他那套工作服在村子里炫耀，觉得自己特别牛气。”片中的一位受访者这样回忆道。
因为没有拿到太多的薪水，大多数华工回乡后的生活并没有改善，很多人继续出去务工，贴补家用。
另外一位华工后人齐德智讲述了一位当时比较有文化的华工孙干先生。孙干在回国后，深深地认识到当时中国的落后，将他在欧洲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将他们在欧洲使用过的先进设备画成图纸，作教学用，成为当时华工中“西学东用”的代表。后来根据孙干的记录，齐德智和当地博物馆一起编纂了一本有关华工的书，以记录这段历史。
中国风格的墓园
墓园记录（英国《英中时报》）
在当天到场的四位发言人中，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档案管理员菲瑟斯顿(Andrew Fetherston)对法国战争墓地华工墓园的设计引起了现场关注的兴趣。发言人公开了一部分当时华工墓园建立的文件。在画面中不难看出，这些墓园的设计，很符合中华民族的特色。
菲瑟斯顿提到，在最开始，一部分墓园管理人员并没有确认每一位华工的详细信息，认为没有必要给华工建立自己单独的石碑，提出将他们集体埋葬，集体建立一个纪念碑就好。但是，当时法国外交部认为，这样也许会造成国家与国家间的矛盾，最终决定给逝者建造独立的墓碑。
在建造华工墓园时，当时的战争公墓的负责人E.Lutyens认为，即使是葬在西方，也应该按照中国的习俗安葬亡灵。他于1920年6月18日写下：“我不了解中国艺术，但至少我可以表达我的敬畏。墓园设计师应该去伦敦大英博物馆中国馆和华人住所看看。”
菲瑟斯顿也公开了一部分当时公墓负责人和时任中国驻英大使陈维城之间的往来信件，前者向陈维城询问中国人埋葬死者的风俗，后者的回复中提到，“墓园大门最好用石门而不用木门……在大门处最好栽一些松树……这些都能显示对逝者的尊重。”
子孙的祭奠
四位华工后人，从左到右：程玲、戴洪玉、齐德智、李俊卿。（英国《英中时报》）
这一次的纪念活动中，四名来自山东的华工后人来到了现场。
毕粹德是当时村子里唯一一个死在欧洲的华工。据他的孙女程玲(因为革命，其父改姓程)描述，毕粹德离开家时，他的儿子刚刚出生。这几十年来，只要一有机会，家里人就一直在寻找毕粹德可能下葬的地方。直到2008年，程玲的女儿到英国留学，带着毕粹德当时的编号章找到了战争墓地，查到了毕粹德当年的死亡档案，得知他于1919年9月27日死在法国，也葬在了法国。
这一次，程玲在子午社的帮助下来到欧洲，到法国的博朗古英军墓地(Beaulencourt British Cemetery)墓地祭奠祖父。她对记者说：“我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我不知道如果我在活着的时候没能找到爷爷的葬身之所，我的子孙还要怎么去寻找。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能记录这段历史，那几年、几十年后，它(这段历史)就真可能不存在了。”
另一位来自淄博的华工后人李俊卿在村子里为他的祖父和村子里的华工建了一座纪念碑。纪录片中，他的所有采访都是在那个纪念碑前完成的，当说到自己爷爷年轻的时候，他操着浓重的乡音骄傲地说道：“我爷爷以前是村子里最壮的小伙子！所有人都比不上他！”(王冬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