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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亚茗 曹斯 洪奕宜 林旭娜 黄学佳)
(文中部分资料来自任贵祥、黄慰慈、许肖生、张运华的有关研究书籍。资料整理：实习生申婉婷、马敏之、叶敏韬，缅甸冯英球先生亦为本文提供帮助)
郑潮炯妻子钟彩合与儿子们的合影。后排左二为郑社义。刘进供图
部分地区或机构华侨捐款统计
美国13亿元国币
南侨总会4亿多元国币
古巴6880万元国币<
非洲3500万元国币
数据源自黄慰慈、许肖生《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一书。
故事
华侨郑潮炯“卖子救国”
1964年在周恩来关心下父子终重逢
当年在为中国抗战捐款的众多海外乡亲中，成千上万收入微薄的劳工大众几乎是倾尽全力，来为中国阻止日本侵略。在江门华侨博物馆，相关人员就突出介绍了新加坡华侨小贩——郑潮炯“卖子救国”的动人故事。
6月5日，南方日报记者在新加坡拜访了郑潮炯的妻子钟彩合。谈起当年丈夫“卖子救国”的事情，现年108岁的老人家说：“那都是没办法的，谁舍得卖自己的孩子”。而陪在钟彩合身边80多岁的儿子郑社心，跟我们讲起了他父亲的故事……
“没有国，哪有家？救国要紧呀”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南洋地区的华侨中掀起了筹款救国的高潮。当小贩的郑潮炯也奔走于印尼和马来西亚一带义卖瓜子筹款。从1937年到1942年，他共筹集义款18万元(当地货币，下同)。在吃一顿饭只要0.3元的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额资金。他却毫不犹豫把钱捐给南洋华侨筹赈总会。妻子钟彩合则背着年幼的孩子，毫无怨言地卖水果养家。
1940年，日本入侵郑潮炯的家乡——新会大泽许坑村，30多位乡亲包括他从南洋回乡的父亲被日本人杀害。国恨家仇激发了郑潮炯夫妇支持抗日救国的决心。这时，已经怀上第五个孩子的钟彩合，听到丈夫说：“我已经把这个孩子卖掉了，乳银80元捐给了筹赈会。将来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是人家的孩子……”她当时没有当真。
当儿子生下3个月后，丈夫真的拿出一纸卖儿的契约。她才明白过来，丈夫为了救国，真的连亲生儿子都卖了。
钟彩合告诉记者：“我当时难以接受，可丈夫不断对我说：‘没有国，哪有家？救国要紧呀！自己养孩子和别人养孩子都一样，都是中国人。最后，他们夫妻才达成一致，把这个取名为社义的孩子交了出去。那笔钱甚至都没有经过他们的手，直接捐到了筹赈会。
“他尽了最大能力帮国家”
之后，“卖子救国”的义举传遍南洋，激励更多的华人华侨们参与支援中国的行动。后来，钟彩合总是解释说：“我们是送子救国。”
抗战结束后，郑潮炯再次背起背包义卖瓜子，筹款2万元，一部分寄给中国的孤儿院及伤兵院，其余则拨作当地华侨福利基金。
一年年过去了，他们夫妇对儿子社义的思念并没有断，但孩子和其养父母已不知去向。1964年，郑潮炯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求助。几个月后，中国及广东省侨联在肇庆找到了社义。
郑潮炯夫妇回国与儿子重逢，激动得泪流满面。社义说，他养父在战乱中被日军打死，养母带着他回到中国。他长大后当过解放军战士，退伍后在农机厂当工人。
1984年2月，80多岁的郑潮炯离开人世，临终前对社义仍然念念不忘。钟彩合不忘丈夫的嘱托，先后7次回国探望社义。近日，记者也在江门也采访了社义的儿子郑为国。他说，爸爸最后理解了爷爷当年的选择，“在那个环境下，作为一个平凡的市民，他尽了最大能力帮助国家”。
(黄学佳 庄楚锐 王华玲 申婉婷)
(五邑大学刘进教授提供部分资料)
纽约洗衣工发起“救济箱”活动支援抗战
不到两个月
募捐了4辆救护车
“熨斗重达8磅，洗衣工每天拿着它工作18个小时。听我父亲说，一周艰辛劳作，最后也只有4美元收入。”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元老陈金坚的女儿陈美嫦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洗衣业，曾是美国华人早期主要的营生之一。抗战时期，洗衣工们在异国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从直接捐款到组织成立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以下简称为衣联会)，并推动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一名名洗衣工，如一股股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成抗日救国大潮。
募款箱遍布几千家洗衣店
抗战时期，纽约衣馆业人口约占当地华侨华人人口的1/3，衣联会由此也成为纽约最大的侨团，会员有4000多人。1937年，衣联会甫一成立便募捐给东北抗日义勇军。
南方日报记者翻阅1937年《衣联会报》，其中就有一则报道《本会抗日大会决定救国方案 同业救亡心切，争先恐后，捐助抗战军资》，讲述了捐款发动大会当场募得1565美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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