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黄洁夫：“换头术”不是中国的光荣，中国不允许这种试验 11月17日，意大利外科医生塞尔吉·卡纳瓦罗对外宣布，自己成功在一具遗体上实施了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备受中国网友关注的是，手术实施地点就在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教授也参与指导了这次手术。11月30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起头颅移植实验违反了中国器官移植有关法规，也违反了基本的伦理准则，应该追究有关单位伦理审查委员会或领导人的责任。12月1日，北京青年报记者就这一话题对话黄洁夫。他表示，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伦理方面，“换头术”都是不可行的，还会为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带来不良影响，“中国绝不允许进行这种临床试验。” 谈“换头术”：这个第一不做也罢 北青报：“换头术”这个概念是最新的吗？ 黄洁夫：其实“换头术”这个提法并不新鲜，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家就已经做过“换头”的手术，当时是把一只狗的头移植在另一只狗的背上，成了“双头狗”。这个狗后来就存活了3天，因为移植上去的狗神经没有办法和受体融合，所以后来苏联就放弃了这个手术。70年代，美国的科学家也在狗身上做了“换头”实验，但这只狗存活时间还不到24小时，此后又做了很多例，证实脊髓中枢神经的再生是没有可能的。 北青报：既然提出时间这么早，此后的几十年里，“换头术”就没有一点进展吗？ 黄洁夫：“换头术”的提出时间其实和其他器官移植时间差不多，之后其他固体器官的移植都有了发展，比如肝脏、肾脏等，但头部移植始终不行，渐渐就很少有人去做这个实验了。偶尔也有人做，其中最热衷“换头术”的就是意大利神经外科医生塞尔吉·卡纳瓦罗。 北青报：塞尔吉·卡纳瓦罗对“换头术”的痴迷似乎在全球都很有名，您怎么看他把手术地点选在中国？ 黄洁夫：最早卡纳瓦罗的换头手术有一个俄罗斯渐冻人患者做志愿者，当时他在杂志上发表了要在这名患者身上进行换头手术的消息，结果引起了全球医疗界主流声音的坚决反对。反对的人多了之后，“换头术”在意大利的声音就慢慢沉了下去。之后卡纳瓦罗就将手术地点选在了中国，至于为什么选在中国，外媒评价说“因为中国是一个最没有伦理底线的国家”，所以才选择在中国做。所以说，这不是中国的光荣，而是在给中国器官移植事业抹黑。有些网友可能很高兴，中国成了“换头术”的第一，但这是一个很丑的第一，不要也罢。 谈技术：1还没有，何谈100 北青报：这个实验本身有借鉴意义吗？ 黄洁夫：在两个尸体上做所谓的人头移植，其实是很粗糙的，同时也很粗浅，可以说这是一台谁都可以做的手术。实际上，这次完成的只是一个解剖学上的模型。 北青报：从您的角度来看，“换头术”在技术层面有可能实现吗？ 黄洁夫：头颅移植不同于其他器官移植，它牵扯一个中枢神经的连接问题。到目前为止，神经元不能再生已经是大家的共识。我们有千千万万脊髓损伤的患者，腰椎一折断，脊髓就瘫痪了，也就是说自身神经稍微受点损伤就不能恢复，何况是切断之后再连接上异体呢。在动物实验中，我们已经证实，脊髓是接不上去的。现在炒作要用“胶水”把神经粘起来，从而实现脊髓横断再连接，这是不可能的。美国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评论说，“这种理论就像把大西洋底的光缆切断，然后再用胶水粘起来”，荒唐可笑。 北青报：将来神经连接技术有所突破后，“换头”可能成真吗？ 黄洁夫：除了中枢神经的连接外，“换头手术”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排异反应。我是做肝移植的，大家都知道肝移植、肾移植等器官移植都会有排异反应，虽然现在已经能够控制的比较好，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器官，对身体整体来说，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用免疫排斥药还是可以控制。但如果是换头的话，首先你很难判断哪一部分算这个人的主体，哪一部分算被移植的部分，即使按照现在卡纳瓦罗的说法，头算主体，肢体算移植过来的，你也很难想象要用多少免疫排斥药。光吃免疫排斥药，就会把人治死，因此从技术上是完全不可行的。 北青报：那您看好相关技术的发展吗？ 黄洁夫：暂且不提头颅移植，相对比较简单的同种异体肢体移植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成功过，就是一个人接上另一个人的肢体。其实血管之类的连接并不难，但目前所有接受过这一手术的患者都没有恢复肢体的功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神经不可再生，你想周围神经都不行，中枢神经就更难；另外，接受这一手术的许多患者还出现了精神疾病方面的症状，始终觉得这个肢体不是他自己的，甚至还有人因此自杀。几乎所有人最后都选择了截肢，改为接受义肢。在同种异体肢体移植的技术还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头颅移植在技术上显然更不可能。1都没有，怎么能去做100？ 谈伦理：每个活着的细胞都是“我”的一部分 北青报：如果技术上完全可行的话，是否就可以进行“换头”？ 黄洁夫：技术只能回答能不能做成功的问题，但要不要做、应不应该做却是伦理层面的问题。如果真的允许“换头”，那是头算人，还是身体算人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现在还是有争议的。可能有些人认为，头作为神经系统最高级的部分，可以通过神经控制全身，应该被算是人的主体。但从我一个外科医生的角度来看，人身上每一个活着的细胞都是这个人的一部分。而且在我做器官移植的经历中，确实有许多案例证实，器官被移植后，受体可以通过被移植的器官接收到供体信息。从某种角度来说，你存在在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 北青报：其他器官移植技术成熟前是否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伦理难题？ 黄洁夫：不同器官，情况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上世纪70年代，我国器官移植的创始人裘法祖所在医院曾经做过睾丸移植的手术，其中有一例成功了，是父亲的睾丸移植给了儿子。后来儿子有了孩子，于是出现了伦理上的问题，这个孩子到底算谁的？那场大争论之后，我国就取消了睾丸移植手术。头颅移植也是一样的，即使能够成功，那这个活下来的人将来要是有了孩子，孩子应该算脑供体的，还是躯体供体的？ 北青报：这种伦理学上的争论可能随着技术进步慢慢达成共识吗？ 黄洁夫：对医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敬畏生命，不能对病人造成伤害。一个手术能不能做，不说在全社会取得共识，至少要在医学界达成共识。我注意到有网友将头颅移植的争议和肾移植类比，但肾移植当时面临的争议其实是不同教会之间的争论，和头颅移植完全不同。 北青报：医学伦理和技术进步之间应该如何取舍？ 黄洁夫：医学有禁区，科学有红线，不是说这个手术能做成功就可以做，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应不应该做、做了好不好、能不能被人类社会所接受。技术可以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比如说孕期检测胎儿性别，但这是不被允许的。 谈追责：违反中国器官移植条例 北青报：所以您对“换头术”是明确反对的是吗？ 黄洁夫：我们不反对头颅移植的实验研究，科学研究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反对的是，炒作在人的身上进行临床头颅移植。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有网友质疑说我们反对头颅移植会不会阻碍科学研究发展，不是的，我们是反对现在炒作的临床对遗体进行头颅移植。设想一下，如果你是遗体捐赠者的家属，你会愿意亲人的遗体被用于这么粗糙的实验吗？如果我们把在动物实验中都没有取得成功的技术，用在两个充满爱心的捐赠者身上，这是对生命最大的不尊重。 北青报：此前您在介绍媒体采访时曾提到希望哈医大就此事追责，方便介绍下“换头术”具体违反了哪些条例吗？ 黄洁夫：首先是违反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所谓人体器官移植，是指摘取人体器官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其中并不包括头颅。另外，最基本的《执业医师法》中也规定，以病人为核心，不能伤害病人。还有其他许多条例，每一条都违法了。 北青报：有网友指出，条例中有“等器官”的表述，因此头颅也应该被包括在内，您怎么看？ 黄洁夫：头颅不算器官，大脑是个器官，头不是，所以不能算的。 北青报：那追责会马上提上日程吗？ 黄洁夫：这个决定权并不在我，我只是一个建议。在中国用两个遗体做这样一台粗糙的手术，家属同意吗？两个遗体身前是否曾表达过愿意把他的头去做这个实验的意愿？这些都是需要调查的。 北青报：您怎么看待这次“换头术”造成的国际影响？ 黄洁夫：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器官移植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从一开始大家都不看好，“中国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会有人捐献器官的”，到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5千多例器官捐献，加上亲属间活体器官捐献，共计1万6千多台器官移植手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器官移植国家。可以说，中国已经走上器官移植的舞台，正在走向器官移植的中心，计划2020年以无可争辩的伦理学方式成为世界第一器官移植大国。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我们怎么能用最能引起伦理学争议的移植手术，来增加中国的负担呢？ 来源：北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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