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常说，好的外交家，不是盲目强硬，而是知道国家的核心利益在哪里。要懂得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问题上，做出合适的妥协。
2003年“两会”期间，钱其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图|中新
外交破局者钱其琛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黄卫
本文首发于2017年5月17日总第804期《中国新闻周刊》
北京时间5月9日22时30分刚过，曾经担任钱其琛秘书、跟随他10年之久的沈国放获悉了他于半小时前去世的消息。
一个月前，沈国放去北京医院探望了钱其琛。钱其琛双目紧闭，听到他说话，只睁开眼睛看了下他。钱其琛住院三年来，他每两个月会去医院探望一次，但已经无法交流。
5月3日晚他就获悉钱其琛已处于抢救状态，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但接到消息时，还是难以接受恩师离去的事实，更为自己因在美国公干无法赶回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而难过不已。
钱其琛被一些外国媒体称为中国“外交教父”，沈国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没有这样的提法，但外交部很多人的确视他为师。
钱其琛是改革开放后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国外长。公认的是，他担任外长的十年中，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最困难、最复杂的时期。他以原则和灵活兼备的审时度势，以外柔内韧、宠辱不惊的特有风格，突破了困局，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学运出身
“我从不记日记。这是年轻时七年地下党工作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只凭记忆。”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这样写道。
1942年，14岁的钱其琛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担任了该校的党支部书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学刚毕业的他被提拔到中学区委，开始与比他年长3岁的钱李仁共事。
今年5月9日晚，93岁的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钱李仁突然听儿子说，钱其琛去世了。他赶快打开电脑上网去看，消息没错。关上电脑，他开始尽力回忆他们年轻时在一起战斗的时光，但时隔太久了，那些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当年，中共中央上海局下辖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工作对象，市委又分为工人运动委员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学委）等，学委下辖若干个大学区委、专科区委、中学区委，每个区委再联系若干学校支部。钱李仁和钱其琛都是中学区委委员。
钱李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其琛在党支部工作不到三年，就提拔到区委，这种情况很少见。他觉得，原因之一是钱其琛头脑十分灵活。他在会上话不多，有事说事，工作中懂得运用“辩证法”，正面事物注意反面影响，反面事物会开掘它的正面用途。他很善于做灵活细致的群众工作。例如，对于那些死读书、不关心政治的，就引经据典，用孟子的“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等话语，来引导对方认识到国难当头的时局。
他们主要利用上海租界为据点，组织学生运动。区委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每周或两周开一次会，地点就在条件比较合适的委员家中，平时则很难见面。
当时工作都靠脑子记，实在需要稍作记录，也要用代号。钱李仁还能记起的有：s指代党员，y指干部，z指一般积极分子，m指普通群众，3s就是3个党员。不能使用工作笔记本，只能记在一些不显眼的代用品上；回去后，记录要尽快销毁。
1947年，上海地下党组织机构调整，学委下面加设中学委员会，管辖所有的中学区委。钱李仁被任命为中学委员会书记，委员三四人，是从40来人的中学区委委员中选出的，钱其琛是其中之一。
1948年冬，为迎接解放，市委机构再次调整，下面不再按工作对象划分，而按地区和界别划分。钱其琛分到徐汇、长宁、杨浦联合区，钱李仁分到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党组，两人就此分开。
钱其琛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大公报》职员。他1945年高中毕业后进入该报馆，在上海馆会计科做财务工作，后调入总管理处做稽核工作。
《大公报》老人刘诚对媒体回忆，钱其琛在解放前夕悄悄离开了报馆。此前大家竟一点都不知道，他是一位共产党员。
刘诚说，钱其琛非常念旧，后来身居高位，依然与《大公报》老同事保持联系。“偶然有见面，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诧异，觉得他这么大的官，怎么对这帮老头老太太这么客气？工作人员不了解，我们在年轻时候就相识了。”
1948年冬后，钱李仁和钱其琛工作上再无交集，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联系。离休后，每逢春节，钱李仁都会给钱其琛寄一张贺卡，钱其琛会回寄一张签有自己名字的贺卡。
2004年，钱其琛出版《外交十记》，专门送了钱李仁一本。钱李仁的夫人身体抱恙，钱其琛也曾来探望。
钱李仁说：“这说明一直到年老时，他还是记得当年的友谊的。我也深切怀念当年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日子。”
晚年，钱其琛的身体每况愈下，钱李仁有时会去医院探望他，但他已经说不出什么话了。2015年，钱李仁又去医院探望了他，这是他们所见的最后一面。
十年在苏、两赴非洲
建国后，钱其琛进入共青团系统，任共青团上海市徐汇、长宁、杨浦区委书记。1953年，他调任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
1954年8月，钱其琛被选派到苏联中央团校学习。那一年他26岁，女儿刚出生20多天。
从1951年起，共青团中央每年选派团干部去苏联中央团校学习，为期一年。钱其琛参加的是第4期，19名学员，加两名翻译。赴苏之前，他们只受了半个月的俄语训练。
团校坐落在莫斯科近郊的小镇威什尼亚基，学校周围有一片白桦林和一片湖泊。除课堂学习外，学员们冬季还要学习滑雪，平时经常外出参观，还去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天鹅湖》，听歌剧。
毕业后，钱其琛被分配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在留学生管理处担任二等秘书，后升任副主任。那期间，他几乎跑遍了有中国留学生的所有苏联院校。1960年，他调任使馆研究室主任。
1962年，钱其琛奉调回国。这时，他已整整在苏联待了8年，见证了中苏关系从蜜月期到恶化的过程。
回国后，他进入高等教育部（1966年并入教育部），先后担任了留学生司处长、对外司副司长。
1964年，他随部长杨秀峰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几内亚四国，历时一个半月，同行的还有季羡林等人。在非洲，他们受到了热情洋溢的接待，沿途警察立正敬礼，群众挥手致意，儿童高呼“周恩来！周恩来！”（周恩来刚访问非洲。）这成为了钱其琛“非洲情结”的起点。
文革开始后，他受到冲击，下放到位于安徽的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
1972年4月，他突然接到调令，调往外交部，担任驻苏使馆政务参赞。
驻苏使馆相当冷清，没有多少外交业务。除了一些礼节性拜会，不是向苏联提出抗议，就是驳回对方的抗议。
使馆人员被盯梢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钱其琛干脆直接对“盯梢”的人说：你跟在后面太辛苦了，我们正好不认识路，还是请你到前面来，给我们带路吧。对方被弄得哭笑不得。
1974年7月，钱其琛被任命为驻几内亚大使兼驻几内亚比绍大使，重返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他发现，风光依旧，但在经济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当年人们随民族独立运动所迸发出的激情似乎消散了。
中几关系非常友好，但两国晴朗的天空偶尔也会飘过中苏对抗的阴云。
1976年11月，钱其琛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至此，他的外交生涯开始踏上快车道。
从新闻司长到外交部长
1976年，王嵎生进入了外交部新闻司，从科员到处长，一直在钱其琛的领导下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对钱其琛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平稳，很注意方针政策，注意兼顾各方利益、兼听不同观点。
王嵎生说，外交部新闻司主管国际形势分析，每天要向中央反映国际动向和舆论导向。钱其琛非常注重为中央提供高质量参考。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实施南下印度洋战略，国际上众说纷纭。当时中美刚建交不久，外交部新闻司把向中央反映美国的舆论动态作为工作重点。钱其琛要求，简报要短，内容要详实。
新闻司为此搜集了成百上千篇相关文章，但写成《新情况》简报后，不到1000字，标题为《美国怎么办》，包含六条主要观点。此前，新闻司从没有做过这样简短的简报。
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一再就美对台军售提出抗议，中央很关注美国的舆论动向。这时，美国一家周刊发表文章《中国无法不吞下这颗“苦果”》，声称中国当时的主要对手是苏联，中国担心苏联的威胁而有求于美国，所以最终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
新闻司很快将文章直译出来，登在外交部内刊《新情况》上，标题为《中国果真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吗？》。钱其琛看后，迅速报送外交部领导和中央领导。邓小平当天在简报上批示：要中国吞下这颗苦果，没门。他指示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第二天在北京机场为结束访华的美国国务卿黑格送行时，一定要明确告知。
经过努力，美国终于与中国签署了针对台湾问题的《八一七公报》。
1978年，沈国放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也进入了外交部新闻司。
这期间，他几次随钱其琛出差，其中一次是陪外国记者去西藏访问，接触较多。两人还是同一个党小组的成员，过组织生活发言时常有交流。他想，可能就是这些接触，让钱其琛了解了他，为他日后担任钱其琛的秘书打下了基础。
在钱其琛担任新闻司司长时期，外交部开始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建立新闻发言人的契机，是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1982年3月24日在塔什干发表的讲话。针对其中释放的改善苏中关系的信号，邓小平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应。
作为外交部也是新中国首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召开了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声明：“注意”到了讲话，“坚决拒绝”对中国的攻击，“重视”实际行动。没有问答环节，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是钱其琛以新闻发言人身份第一次主持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一个多月后，他升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苏联东欧事务和新闻司工作。
1984年，经钱其琛本人推荐，沈国放从新闻司调到外交部办公厅，成为钱的秘书，直到1993年底调回新闻司担任副司长，历时10年，是跟随他时间最长的秘书（1988年钱升任外交部部长后增加了一名秘书，1991年担任国务委员后又增加了一名）。
在外交部副部长任上，钱其琛从1982年起担任了中国政府特使，与苏联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政治磋商。1987年，两国恢复了边界谈判，他又出任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团团长。政治磋商和边界谈判一般一年各两次，一次在中国，一次在苏联。
政治磋商共进行了12轮，直到1989年中苏举行高级会晤、实现关系正常化。钱其琛主持了其中11轮。
他没有主持第12轮。因为，1988年4月，他接替吴学谦，出任中国外长。
 1988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联合国总部会见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资料图片）1988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联合国总部会见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资料图片） 1989年6月7日至10日，钱其琛外长对古巴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1960年古巴革命后第一位访古的中国外长。图为卡斯特罗主席在革命宫亲自为钱外长举行欢迎宴会。（资料图片） 突破外交封锁
就在钱其琛担任外长的第二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西方对中国实行外交封锁。他在《外交十记》中感叹：一时电闪雷鸣，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和中央的指示，钱其琛抓住一切机会扩大对外交往，开始一点一点为外交破局。
利用海湾战争的契机，和美国周旋；以西方制裁中国的联合阵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日本为突破口，“分化瓦解”；巩固非洲老朋友的支持，开创了中国外长每年制度化访问非洲国家的先例……都是其中的步骤。
沈国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其琛是一个天生的外交谈判家，冷静从容，绵里藏针，既坚持原则，又体现灵活。钱其琛常说，好的外交家，不是盲目强硬，而是知道国家的核心利益在哪里。要懂得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问题上，做出合适的妥协。
1991年11月15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这是1989年6月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贝克说，他这次来，等于“装满了中国的篮子”，现在他需要中国给他的3只空篮子（防武器扩散、经贸合作、人权）里装满东西。而中方则希望美国支持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于是，双方围绕彼此的篮子展开了艰苦的谈判。
17日中午，钱其琛与贝克展开了最后一轮谈判。谈判异常艰苦，从中午一直谈到下午5点半，以至美方专机离京时间7次推迟，原有的安排完全被打乱。
沈国放用了“白热化”来形容那场交锋。一度，贝克收起文件夹，起身说不谈了。钱其琛一动不动地坐在谈判桌前，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两分钟后，贝克又坐了回来。沈国放认为，中方在这场谈判中取得了心理优势。
贝克卸任公职后，于1997年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私人使节。1998年，沈国放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贝克请他喝咖啡，托他代问钱其琛好。
“他的外交智慧、外交谈判能力，我没有看到第二个。我现在不是美国官员，我可以讲这话了。”贝克告诉他。
 1992年8月23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前右）在钓鱼台国宾馆同来访的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亲切握手。（资料图片） 建交风云
钱其琛常说，一个好的外交家，要有大局观念、战略思维。这个大局，就是抓住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1989年后，中国与沙特（1990年7月）、新加坡（1990年10月）、以色列（1992年1月）、韩国（1992年8月）先后建交。沈国放介绍，这些建交成果，得来不易。尤其是与沙特和韩国建交，有很多复杂因素。沙特受到美国的极大压力，韩国问题则涉及中朝关系。
沈国放记得，1992年7月中旬的一天，他陪钱其琛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专程去向朝鲜通报。
对这一特殊使命，连钱其琛都感到不轻松。在专机上，他一直不太踏实，不知道金日成会作何反应。他对沈国放等人说，他估计金日成对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有数的。
见到金日成后，钱其琛转达了江泽民的口信。他说，江总书记指出，目前中朝两党关系发展良好，中方感到十分高兴和满意。当前国际形势动荡，随时可能有变，宜抓紧时机，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方认为，与韩国谈判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相信这个考虑和决定会得到朝方的理解和支持。
金日成沉思片刻，说江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之后，看了一下他们带来的礼物——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就送客告别了。
这次会见，是金日成历次会见中国代表中时间最短的，也没有例行的宴请。
与独联体国家的建交，则可谓钱其琛“决策时多思多谋，执行时高速高效”的座右铭的体现。
1991年底，苏联解体。局势瞬息万变，以至新任大使带去的致苏联的国书还没递交上去，苏联已不复存在，需要换成致俄罗斯的国书。
当时，以时任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为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在当地访问。接国内指示，立刻就地开始与刚独立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进行建交谈判，签署建交公报。因当场来不及打印，许多建交公报的正本都是手工誊抄的，开新中国建交史之先河。
不到一个月，中国就与11个独联体国家签署了建交公报。
 2001年3月22日，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在白宫会见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来源：外交部网站） 外交部的“老钱”
李肇星讲过一个带着玩笑成分的经典故事。
钱其琛离休后，李肇星有一次去看他，为不知如何称呼是好犯了愁。听到警卫员称呼“钱副总理”，便跟着学，说“钱副总理好”。钱其琛笑着说：“小李，你怎么一两年不见，水平下降这么多，四个字说错三个？我不是副总理了，还姓钱倒是对的。”
沈国放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老新闻司大部分人确实一直称呼钱其琛“老钱”。他自己在正式工作场合之外，到钱其琛家里，也是一直称呼“老钱”。
对1954年就进入新闻司的马毓真来说，钱其琛不仅是领导，也是恩师。
1976年钱其琛担任新闻司司长时，他是一处处长。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在钱其琛的领导下工作，直到退休。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马毓真作为第一任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与钱其琛同机前往香港，参加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从1993年起，钱其琛先后担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主任、筹委会主任委员。
马毓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从未有人在“一国两制”下办过外交。面对这个新课题，钱其琛几乎是手把手地教他。
钱其琛说，这个工作无先例可循，要多请示汇报，勤思考，多学习，一案一总结，积极协助特区政府处理涉外工作，尊重并信任他们。
在钱其琛的直接指导下，马毓真所领导的特派员公署很注意把握“尊重”和“信任”两点，让特区政府公务员感受到中央的支持。
沈国放也深深感激钱其琛对他的培养。他说，在钱其琛身边工作10年，等于读了一个外交专业的研究生学位。
钱其琛要求秘书除了安排好主管领导的日程、联络等，还要参与到具体外交业务中去，不能只忙于事务性工作。他每次到联合国开会，总会密集会见各国外长。他让沈国放参加部分双边会谈，担任记录。这给了沈国放很好的锻炼机会，使他日后能够成长为外交部发言人、驻联合国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
几乎每位受访人都提到，钱其琛对下属总是很尊重，从不发脾气。
外交部礼宾司原司长鲁培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其琛没有部长架子，跟他接触没有隔阂感。
沈国放说，跟钱其琛10年，从没见过他生气发急过。下属工作有不周之处，他也不会责怪、否定。“我跟他时间长了，知道有的话实际上是在批评你，一般人听不出来。”
研究报告或给中央起草的报告如果写得不成熟，他会将下属请到自己办公室，说，下次你们要改进一下。并具体指出，哪些地方要写得更明确一些，哪些地方不需要写。
 2005年9月10日，北京外交学院举行建院50周年庆典。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国务委员陈至立步入会场。张朋|视觉中国 副总理出任大学院长
1998年3月，70岁的钱其琛卸任外长职务，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前一年的中共十五大上，他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期间，北京大学准备成立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人选一直迟迟未决。钱其琛当然是大家心中的最佳人选，北大内部对此进行了讨论，但都没什么信心。很多人忠告他们，此事难度太高。不过，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仍然决定试一下。
1999年夏天，他来到北戴河拜访钱其琛，去之前，准备好了各种说服理由。没想到，钱其琛听后当即爽快地答应了。
时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佳洱校长特别感动，大家的精气神儿马上就起来了，有个精神领袖在，不需要他做具体的工作，这个高度就是精神的高度。”
1999年秋天，钱其琛只带一个警卫，轻车简从来到了北大国际政治系。当时，北大国际政治系在5层的老法学楼里占了一层，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教研室里挤了十几个人。钱其琛看后说：“关键要做事，外交部原来在朝内大街的旧址办公，中国外交就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袁明觉得，他说话简约，但分量很重。
2000年1月，刚刚下过一场大雪，钱其琛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作了就任后的第一场演讲。
他提出，国际问题研究应该分为三线，外交部是一线，研究机构是二线，学术机构、大学是三线，三方面应该相互配合。
袁明认为，钱其琛答应做院长，而且不是名誉院长，是因为他在欧美发达国家看到的很多思想库令他印象深刻，使他对研究国际问题十分看重。
2001年，袁明来到钱其琛在中南海的办公室，跟他谈外交部试行东亚思想库的问题。钱其琛轻叹一声说：“哎呀，东亚研究真正有影响的思想库还是在欧美啊，要说思想嘛，新加坡还有一些。”袁明问是不是指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钱其琛笑了笑，没再多说。
这年9月12日，袁明去钱其琛的中南海办公室看望他，说自己本来马上要赴美，但就在前一天发生了911事件。 钱其琛言简意赅地说：“现在去最安全。但特别要注意宗教极端势力，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古老问题的现代表现。”
在担任院长的五年时间里，钱其琛共来到北大国关学院作了五次报告。五篇讲稿后收入《外交十记》中。他的前秘书刘碧伟曾说：“这都是钱副总理自己一笔笔写出来的。”
2003年9月10日教师节这天，钱其琛最后一次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作了题为《伊拉克战争与美国》 的演讲。这篇演讲长达8800多字，具有很前沿的学术视野。
他指出，伊拉克战争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美国现在要先发制人，这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他相信，中美关系仍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20年的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也不会改变。
最后他说，他已经从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他也要向北大领导提出辞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职务的请求。他祝愿同学们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钱其琛卸任院长后，袁明每年春节都去拜访他。
2008年春节，她去钱其琛家里拜年，他的动作已经十分迟缓，记忆功能也在衰退，多由夫人周寒琼代他沟通。回想起当年钱其琛在北大国关学院作报告时神采奕奕的样子，袁明心里很难过。
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钱其琛。
 2009年1月12日，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在北京开幕，钱其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图|中新 出版《外交十记》
“有情叙往事，无官开新卷。”
2003年3月，75岁的钱其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常居上海，鲜有露面。兴之所至，他做了一首五言诗抒怀，其中就有这两句。
《外交十记》，就是叙往事的成果。此前，新中国历任外长从未有出版回忆录的先例。
钱其琛对出版该书的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王成家说，有些事在国外有很多版本，如果不把真实情况讲述出来，多年以后，那些非真实的东西就变为事实了。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1989年7月1日，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为了保密，他乘坐的美军运输机C-141涂掉标志，空中加油，中途不着陆。在与布什总统合著的《变革中的世界》中，斯考克罗夫特写道，C-141进入中国时，差点被不知情的中国军方打下来。幸好他们走运，请示电话直通到了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办公室。
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明确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据他所知，中美两国事先就此进行了周密的磋商，专机正是按规定的路线和时间进入中国领空的，斯考克罗夫特说的“险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编写组成员由6位退休大使和外交部5位在职人员组成。
一天，外交部新闻司处长宋荣华突然接到领导通知，要求推荐一个文笔好的年轻人加入编写组，并要求先试写一篇小文考察文笔，当天晚上就交。由于到了下班时间不方便找人，他就自己写了两三百字交了上去，几天后收到了进组的通知。
动笔前，钱其琛召集编写组开会，叮嘱大家：这本书不是人物传记，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撷取十个重要的事件。文风要平实，不追求华丽辞藻，不搞宏篇巨论，力免假大空，要有可读性。他还复印了杨绛的《干校六记》，让编写组参照其文风。
钱其琛选定了其外交生涯中的10件大事。编写组首先在外交部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资料，查找媒体报道，将事件理清。无法确定的事件背景和内幕，则集中选一个时间，和钱其琛讨论。钱其琛虽然从不记笔记，但对事件的经过和很多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宋荣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让他印象很深的是，钱其琛对于一些敏感事件没有刻意回避，对打过交道的人物也会有坦率的评述。如他评价老谈判对手美国国务卿贝克：贝克办起外交来，一如经商做买卖。在谈判桌上，他的口头禅是：“让我们做个交易。”
初稿出来后，钱其琛逐字逐句与编写组推敲。历时五个月后，书稿完工。出版社原本建议书名定为《钱其琛回忆录》，钱其琛拒绝了。他非常喜欢《浮生六记》和《干校六记》，遂命名为《外交十记》。他还特别提出，不希望把自己的头像放在封面上。
2003年10月，《外交十记》由外交部所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编写组开了一个小型总结会，钱其琛很客气，坚持给每个人发了1000多元辛苦费，以示感谢。
2004年，钱其琛捐赠了《外交十记》的版税，在外交学院设立了《外交十记》奖学金，用以奖励品学兼优、有志于从事外交事业的贫困生。
2006年3月，钱其琛在纽约出席了《外交十记》英文版推介会。
他说，作为中国外交一些重要事件的亲历者，能够以书为媒，与广大英语读者分享这些经历，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他谈到，这些年经常想起书中提及的那些美国朋友。尽管源自不同传统，处于不同国情，对世界的看法存在差异，但相同的外交工作使他们相互了解，相似的对各自国家的责任使他们成为朋友。
他说，历史启示我们，只要我们在维护各自利益的同时，也了解对方的关切，只要我们坚持对话和沟通，就一定能够减少摩擦和误解，增加了解和相互信任。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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