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朱杰进 G20杭州峰会预示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一个设定全球议程和规则的新角色。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80年，中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些标志性事件都代表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不同历史阶段。如果说之前中国加入这些主流国际组织，是融入和适应现有全球治理体系，那么，G20杭州峰会将开启一个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作用的新阶段。 从议程设置来看，这次G20杭州峰会为G20和全球经济治理成功设置了结构性改革、落实2030议程、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等一系列融合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新议题。 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尽管G20从2009年开始就关注结构性改革，但一直没有把结构性改革作为一个主要议题，一些发达国家仍然依赖量化宽松等经济刺激政策。G20杭州峰会将旗帜鲜明地指出，仅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解决不了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问题，财政政策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去支持结构性改革。这与中国国内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是一致的，将为中国“十三五”期间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国内经济政策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尽管G20自2010年开始建立发展工作组，探讨G20国家如何帮助非G20国家实现全球发展目标，但发展工作组始终只是在G20协调人渠道下一个工作组层面讨论发展议题，同时，G20发展议程也缺乏一个宏观的目标框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把发展问题列为峰会的重点议题，并成功设置了制定落实2030议程的行动计划和将发展议题置于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等新的G20发展议题。 在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借助G20的平台，基础设施投资已经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全球性议题。在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年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级别政治论坛等重量级国际论坛上，这个话题基本上是逢会必谈。G20杭州峰会提出要制定促进多边开发银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量化目标，这不仅会扩大全球投资，还会促进世行亚行与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新老多边开发银行的协调与合作。 从规则制定的角度看，G20杭州峰会将在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国际金融架构、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等领域设定全球规则。 在普惠金融方面，《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会填补这一重点领域国际标准的空白，将中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经验和重点关切融入到国际规则的顶层设计之中。 在绿色金融方面，《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在绿色金融的定义、识别和应对绿色金融的挑战等方面达成广泛共识，为中国在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环境压力测试模型等方面提升国际制度性话语权打下良好基础。 在国际金融架构方面，G20杭州峰会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通过使用特别提款权作为报告货币和发行特别提款权债券来扩大它的使用范围，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联合救助演练来加强区域金融安排与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协调，通过引入加强的集体行动条款和同权条款来完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 在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方面，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倡议建立世界电子商务平台、增强贸易融资等举措，切实推动全球贸易的增长，维护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 在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方面，确立了全球投资规则的总体框架，并明确了全球投资的9个基本原则，尽管这只是一个非约束性指南，但对于不断增加对外投资的中国来说，全球投资原则的通过无疑是中国在设定全球投资规则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总体上看，G20杭州峰会是近年来中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盛会，也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顶层设计、引领国际经济合作新方向的重要里程碑。这为中国加速实现从全球治理的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的转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动力。  点击查看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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