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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资料图 中新社发 翟羽佳 摄
中新社北京3月12日电 全国政协常委、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林毅夫曾判断：中国自2008年有维持20年平均每年8%增长的潜力。然而自201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连续趋缓，到2015年增速仅6.9%，并没有实现他的预言。 为何会如此？12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林毅夫进行了详尽解析。 “一种植物能长多高是基因决定的，这是潜力，是不会变化的；但实际长多高，要看气候、土壤、水等条件。”林毅夫强调“增长潜力”与实际增长之间的不同。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差距，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可通过引进的方式消化吸收、再创新，大大降低成本和市场风险，所以劳动力生产水平提高速度比发达国家快。这就是林毅夫所说的后发优势，是潜力。 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后发优势，中国已经用了二三十年，还有什么优势？有的学者较为悲观，认为如果按照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达到1.1万美元，经济增速就会慢下来。 “这种分析并没有了解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的真正来源是什么。”林毅夫指出，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达到1.1万美元分别是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人均GDP分别是美国的65%、60%和50%。而中国达到1.1万美元时，人均GDP还不到美国的30%。这代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生产水平差距大多了，后发优势潜力就大多了。 林毅夫提出，应该比较其他经济体在与中国处于同样技术与产业差距水平时，此后表现如何。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台湾地区1975年和韩国1977年时的水平。此后，后发优势让这些经济体保持了20年的高增长，日本平均每年9.2%、新加坡8.6%、台湾地区8.3%、韩国7.6%。 “这就是我讲的从2008年开始中国有20年8%增长潜力的推论来源。”林毅夫说。 有这样的潜力，为什么这几年中国增长速度不断趋缓？ 有国内外学者分析是因为中国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等内部问题。林毅夫坦言，中国作为发展中、转型中的国家，肯定存在一些问题，但要对症下药。他并不认为这段时间下滑的主因是内部因素。 比较与中国同等发展程度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如日本、欧洲，他发现2010年后经济增速都在下滑，且下滑速度比中国更快。这说明有共同的外部因素或主体因素。 认识中国经济增速趋缓的主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才能更好地进行改革。毅夫说，短期能释放投资和消费积极性、长期又能提高效率的改革，应该先行，如简政放权、降低税费、二孩等。有些改革可能在短期会降低投资和消费经济性，就应该审时度势推进。 此外，林毅夫指出，因为经济下滑相当大的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所以国家应该采取必要的反周期措施。而中国宏观政策已讲得很清楚：要在维持总需求稳定增长的条件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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