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背后：在国际树敌以凝聚分裂的民心 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特朗普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盛传多时的对华强硬终于“靴子落地”，虽然早有预期，但还是在中美两国乃至国际社会引发不小波澜。中美两国股市相继出现了较大幅下跌。投资者用抛售清楚地传递出担忧情绪。投资者担心中国采取反制措施，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世界重回上世纪三十年代关税大战的黑暗时代。 特朗普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了自中美建交以来最为强硬的对华政策，这些政策虽然看起来不可理喻，但与其上任以来表现出来的特朗普风格相符。特朗普是作为“造反派”起家，贸易、外交领域有很强的反传统特征。他否定盟国、自由贸易以及美国长期主导的“自由民主国际秩序”，轻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机制，主张盟国必须支付“保护费用”等。在对俄、对朝、对华政策明显与往届总统不同。但特朗普对贸易、外交的“无知”以及简单、粗暴的性格动摇了美国长期以来谨慎构建的贸易、外交体系，制造了贸易、外交危机，引发国际社会对其不确定性的担忧。 特朗普贸易、外交政策未来走向 虽然特朗普政策受到国内政治精英、商界与舆论的牵制，而且随着2018年中期选举的到来，特朗普在政策可能会有所回摆，但是预计其未来贸易和外交政策日程将仍然带有非常强的特朗普特色。 在美国优先原则下，特朗普处处追求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这本质上决定了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是收缩型的，更加重视周边。因此，特朗普会继续降低对全球治理的重视和投入，令全球治理倒退。同时，更加重视双边，否定多边机制。特朗普声称将对那些“不能显著推进美国贸易、外交利益的国际组织”削减或终止援助。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已达8.96亿美元，去年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联合国发展援助下降四成以上。对中东、南亚、非洲缺乏系统性地区发展议程，采取限制和排斥难民的消极政策。在全球多边经贸安排上，主张争取达成“更有利于美的交易”，破坏世界贸易体系开放性。 在年内加快完成北美自贸区谈判和美韩自贸协定的修订谈判将是特朗普政府的优先目标。同时，启动美英自贸谈判准备工作，研究美国与印太、非洲开展自贸谈判的可行性。面对日本主导的“TPP11国”进程加速，特朗普抛出了“考虑在TPP相关条款做出修改的前提下重返”的可能性，表明了其致力于在“更好条件下”重订多边贸易协定的意愿。 由于特朗普未来一段时间政策重点是国内，在美国国内继续保持分裂的情况下，在国际上制造分裂并主动“树敌”，可转移国内视线、凝聚民心，从而巩固其执政地位。 特朗普的对外政策，除关注核安全问题外，会继续将反恐作为撬动地区地缘格局的工具，加强与中东、南亚盟友伙伴合作，遏制伊朗、制约巴基斯坦，扶植印度。此外，特朗普将继续推动其“新版亚太战略”，试图将贸易、安全等议题一揽子注入，实现经济与地缘的双重收益。 在大国关系上，由于美国内政治生态逐渐在美俄关系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甚至一定程度上“绑架”特朗普的对俄政策，因此预计只要“通俄门”调查没有的得出无罪结论，美俄关系难以得到彻底改善。尽管特朗普想要改善同俄罗斯关系，但美俄在较长时期内仍然只能是若即若离。欧洲方面，特朗普“美国优先”与欧洲一体化进程背道而驰，强调北约盟友分担责任削弱了盟友关系，双方在全球化、气变、难民等诸多问题上分歧重重。为弥补欧洲对美国信心下降，特朗普上任一年多时间里三度访欧、多次接访欧洲国家领导人，试图传递团结西方信号。但上述努力已被特朗普试图对欧盟征收高额关税的一纸声明击的粉碎。 中美关系面临困局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美国政府陆续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2018贸易政策日程和2017年报告》等文件，从中可以看出，特朗普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随着特朗普决策团队中“国际主义派”的相继离职，“民族主义派”在决策中发挥主导性影响力，在特朗普未来对外贸易、外交政策版图中，对华政策的主要特征将是“全面竞争、强制合作”。 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并获取优势将成为美国外交与贸易政策最主要的核心目标。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因素渗透其战略的各个视角和维度，美国被华超越的紧迫感与危机感跃然纸上。毫无疑问，这就是近来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签署“与台湾交往法”、考虑限制中国签证等不友好举动的背后逻辑。特朗普拒绝相信中国在开放市场等方面的相关承诺，由此未来以惩罚迫合作或将成为其对华贸易与外交政策的主调。 但也应看到，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竞争政策也收到不少限制。其一，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令任何贸易战必然两败俱伤。从历史上看，美方发动贸易战均未实现目标，相反却恶化了战略竞争。特朗普此举已引发美国国内工商界反对，抨击其将伤及美国相关产业及消费者利益，无助于美国经济长远发展。 其二，中美在国际与全球事务上有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某些全球热点问题上，若缺少中国的合作，单靠美国及其盟友很难使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 其三，美国缺乏遏制中国的手段。从主观看，美国自己也强调，竞争并非遏制，也并不必然是坏事，美方依然需要在全球事务上与中国合作。从客观看，特朗普政府缺乏遏制中国的资源与能力。特朗普“美国优先”不仅被美国战略界所不齿，别国也不愿为此买单；加上美国内经济不振、对外投资收缩，美国陷入“攘外必先安内”的窘境。 其四，难以形成反华统一战线。特朗普将安全与经济目标相互混淆，动摇其盟友体系。德、日、韩对美国逆差名列前茅，也是美国“公平贸易”的重要目标；特朗普政府要其更多分担军费及贸易保护主义等已遭这些盟友诟病。由此其战略与经济利益的相互冲突难以调和，这将掣肘其对华战略的实施。 特朗普对华政策最终将取决于上述特朗普政府采取民族主义对外政策的内在冲动和制约条件两方面因素博弈结果。但目前看，不利于中美合作的因素正在积聚。面对当前波云诡谲的困局，中美两国领导人应尽快实现会晤，再次发挥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引领作用。 （余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经济室主任；杨文静，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外交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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