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在南非打拼的华侨，有时我在想，凭什么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家想要和我们交往、进而开展合作呢？那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充满前景蓬勃发展的中国，一个自立强大并充满机遇的中国，一个与人为善和谐稳定的中国。借着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将自己和两个白人朋友的交往故事写在这里，以致敬伟大的中国。
由不屑到赞叹，合作伙伴的中国情
“不打不相识”，我和阿亚尔的交往故事很好的说明了这句中国谚语。
2014年的圣诞节假期，我在开普敦经营酒庄。阿亚尔是一家市值超过100亿企业的合伙人，他携全家在庄园度假定了8天的住宿。刚来的第二个晚上，我们就发生了不愉快，甚至差点干了起来。
我的酒庄里德格莫尔别墅酒店是个五星级的家庭度假式酒庄（B+B模式）。圣诞节的当晚，他和全家到开普敦参加聚会去了。回来时凌晨三点酒店的大门关了，他走时也忘记携带大门遥控器。在长时间的叫门无人回应，他把车开到庄园另一端我的住宅外面狂摁喇叭。我被吵醒了，出门知道他的情况后，我到庄园酒店输入密码，让他进去休息。阿亚尔是南非籍的以色列人，在南非企业做得风生水起。白人的社会优越感很是强烈，我开门让他进去说了SORRY，可他很生气，认为酒店管理有问题，不断训斥的腔调。我则认为，他住的是家庭酒店，就应该自己照顾自己。回来太晚，B+B酒店前台没有人值班很是正常的啊！我觉得他不讲道理，我们两个发生了争执。
次日中午我到庄园时，他的爱人孩子在泳池旁躺着看书，他在处理笔记本上的邮件，我们两个碰在一起。美丽的庄园环境，让人心情愉悦的缘故吧，我们两个相互打招呼坐下来交流。昨晚的不愉快很快释然，得知我是中国人是庄园的主人后，他给我讲了许多文革时期的中国。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除了企业家的身份外，还是南非出版了两本政经评论书的大作家。这位成功的人士对崛起的中国研究很多，让我敬佩之余，我告诉他看到的书不是全面的、真实的中国，由于经常前往香港出差，他看的书都是香港出版的，讲的大多数是文革的故事。和他交流突然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我说中国现在经过40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了很多。阿亚尔没有反驳我的论述，但能看出他是半信半疑。
阿亚尔在酒庄度假8天，剩下的日子我们交流了好几次。有点相谈甚欢，有点男人间的相互欣赏。阿亚尔说他要采购高压电的配电设备，我圈子里恰好有山东泰开、以及陕西、深圳等一些企业朋友，我则邀请他借机到中国来看看。
三个月后，阿亚尔的中国行行程得以实现，他带着白人助理，我也提前飞回中国陪同。第一站他到了深圳，连续走访了三家私人企业，并且参观了深圳标志性广场。两天的考察之后，得知眼前看到的科技、现代、文明的巨无霸城市，就是四十年间发展起来的，他惊呆了！我告诉他深圳现在是寸土寸金，他就坐的这一平方米的地方，价值10万块。一幢150平米的房子，上千万价格，显然超出了他以往对中国的认知。
接下来的一周，无论去山东，还是到我的老家西安，当快速准时的高铁、便捷无缝对接的地铁、机场刷脸、微信支付、无人超市、便捷快递等等，让他认识到了中国的先进。而当他看到那些体量大、产值高、服务热情的供货商企业，现代化的管理体系，大都是私营企业的时候，他看到了市场的活力和巨大的潜力。
之后的两年间，阿亚尔又带领管理团队三次到中国各大城市考察，他向南非引入了浙江智慧城市管理系统，也做了一次电气行业的贸易。随着我们交往的增多，以及相互之间的信任，我回到约堡，他每次亲自来接机，第一顿正餐要安排他家里吃。他说大女儿现在以色列读大学了，想把南非读中学的二女儿，将来送到中国来读书。他判断的出发点是，中国是未来几十年世界的中心，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年轻人的成长充满机会，当然中国的社会稳定人身安全是做父亲最大的考虑。
推荐家人、朋友到中国来看看，成了阿亚尔的潜意识，这源于他的再认识和敬佩，所见所闻，对南非这位白人企业家影响深刻。之后，我们在开普敦的庄园里，或者在他朋友的别墅里，和非洲的企业家朋友有过多次的交流。每次当这些大企业家误传中国的话题和探讨他们企业发展的时候，都是阿亚尔摇着头、吐着舌头、摊着手，主动给大家讲解他看到的中国，他邀约合伙人必须去中国看看，企业做得更大更全球化，必须跟上中国的步子。无奈疫情中断了我们计划的一个南非“超级企业家”中国考察团的计划。就在五一劳动节的慰问信中，他还提及尽快带朋友来考察的意愿。
阿亚尔说，去中国会改变你的认知！
我们都是国家发展成就的代言人
达伦奥.斯本和我是在2018年开普敦的圣诞节聚会上碰面的。热心的布鲁姆先生知道我是做传媒的，专门邀约了同是传媒的斯本先生参加。斯本是英国一位评论杂志的主编，五十多岁，纯正的英国人，南非在他们眼里是自家的后花园，圣诞节过来度假的。或许有布鲁姆的铺垫，我们两个见面的寒暄很短暂，杯子里的葡萄酒没有碰几次干杯，倒是谈话干上了有点直奔主题。
斯本问我：“你们中国是在搞社会主义，对吗？”
“是的。”
“你们国家许多人吃不饱，不尊重人，不尊重市场经济，是准备继续搞共产主义对吗？”
我没有接他的话。斯本则继续表达着对另一种社会模式的成见、不可理喻、鄙视，对东方中国国家的无礼、偏见，以及对华人成就的一种不屑、瞧不起。我想英国人看美国人都觉得是乡巴佬，何况对于中国人，但斯本的认识好像还停留在改革前的中国。作为一个关心时政的华文媒体的主编、一个中国人，在海外在自家庄园的宴会上被人有点奚落自己的国家，这种强烈的自尊心还是很不舒服。因为是主人，我耐着性子给他解释现在的中国发生了什么。
我问他去过中国吗？他说没有。我心里想难怪他如此傲慢并带着狭隘的偏见。
我说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北上广深一线的城市规模很大了，一个深圳市的GDP总量比南非整个国家GDP的总量都要大。这些都是中国人勤奋努力创造的结果，和你们大英帝国当年靠着殖民和战争取得的强大是不一样的。我承认自己的话有点火药味。
他站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长段的辩解，结论概括就是“你们野蛮、落后、狭隘”，对我的说法不予认可。大道理讲不通，无奈我给他讲中国人的努力和自己的故事：1975年出生在中国西北秦岭山脚下的土原上，80年代的农村太贫困了，我买的第一双运动鞋是国产的双星，时间是1987年——我12岁的时候。别说我没有听过耐克、阿迪达斯，那时候女排打比赛都穿的国产鞋。下雨的时候，怕弄脏脱下来装在书包里光脚踩着泥泞回家。小时后村子人常常吃不饱，我们是小学生，每周有一天却要勤工俭学。要么去捡拾麦穗、要么是拔草喂水库里的鱼、要么是给村上的饲养室牛羊割草。我们可都是10岁不到的孩子啊？
我连续发问，你们小孩10岁的时候，是否还是要有保姆照顾？1987年你们是否已经有了汽车、游艇、别墅、游泳池？
“是的。”斯本答道。
“就是在1990年年底，人类都快进入21世纪了，我去陕西西部山区在赤沙镇贫困的山村里，还有人家裤子不够穿的，接待人时候家里孩子只能被褥裹着坐在炕上。你们白人是不会懂我们的前几十年世界，而那个时候在南非白人很富有，每周工作20多个小时，玩游艇、潜水、直升机、越野、狩猎、探险。穷则思变，我们赶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知识就是生产力，我们不敢歇息啊！你们是努力学习，我们是拼着命学习；你们是半天工作，我们是夜以继日拼命工作。我们害怕重返饥饿，我们努力工作为了吃得饱有房住，我们从没有想过和你们一样的奢侈生活。40年来我们努力工作，创造不止。正因为此，社会蛋糕大了，我们个人也都富有了，所以现在你看到我有房有车有泳池了，也能在我的酒庄举行圣诞聚会了。我们的努力只有中国人明白其中的艰辛！”
我继续告诉他：“在中国，40年前我们已经停止了主义之争。我们讲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我们讲和谐社会的文明规矩。国家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讲究社会发展的成果为全民所享。”有点懵懂的斯本，似乎不愿意承认，但他脸上的疑惑释开了一些。
2021年在新年的邮寄问候中，斯本说，看到中国控制了疫情很安全，他很高兴，也希望我的一切更好。我回复他的时候，向他自豪地说，如果需要防疫物资，我可以给他准备。我也专门转发了新华社关于中国实现了全面脱贫的新闻报道。我想告诉他这些巨大的变化，想让他知道一个世纪中国曾经遭受的苦难和正在经历的幸福。
无疑斯本的谈吐代表了西方所谓上层社会对我们的偏见。有时我在想，我敢于理直气壮地和这位英国贵族先生辩论，是因为生逢时代，赶上了社会发展的快车，是自己奋斗脱贫，实现了理想的亲身感受。我们每个人经历过的痛苦，和正在荡漾着的幸福，活生生的事例，就是国家发展成就的最好代言人。
毫无疑问，崛起的中国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他们心里有说不出的味道。没到访过的，充斥着的傲慢与偏见，正如王毅部长有次在答记者问，反问对方你到过中国吗？你了解中国吗？没有比中国人自己更加了解自己国家的事情了。我们也不难发现，到访过的，友善的中国人，和谐的中国社会，安全的治安环境，生机勃发的城市空间，巨大无比的发展机遇，都让他们开始接纳、认可，甚至融合、寻求共同发展。
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不管你的看法如何，我们都会默默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一百年来，中国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放创新，追求卓越。一代代的中国人，忍受着指责和屈辱，经历着疼痛和创伤，但这个伟大的民族的每一个人，凝聚着发展的共识，坚决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站在人类新世纪的新十年，面对肆虐疫情和全球问题，中国再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且躬身践行。作为一个海外打拼的中国人，我们的力量得益于祖国的强大，我们的自信来源于国家的富裕。
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着世界的眼光，也正在改变着白人的认知。崛起的中国，也需要每一位华侨华人以自己的良好形象，为国家代言。
作者：胥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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