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或非明画，《丝路山水地图》从《蒙古山水地图》更名的背后 “《丝路山水地图》艺术价值其实并不大，主要意义还是在于古地图方面。”对于在2018年央视春晚亮相并引起公众极大关注的《丝路山水地图》，知名古代绘画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聂崇正今天上午在接受“澎湃新闻·古代艺术”（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从现场观看的感受，他认为这幅画并非如一些报道所言是明代中期的画作，“我感觉是一件清初的画作。” 一些学者也对这幅长卷的名称及所涉及地理知识的内容提出了质疑，并对澎湃新闻表示，这幅画作原名《蒙古山水地图》，拍卖时改名“丝路山水地图”不无勉强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丝路的名称在后，缘自德国人的命名，也是因为其中反映这幅画在交易过程中各方面急功近利的心理。” 在2018年央视春节晚会上，故宫博物院接受捐赠的《丝路山水地图》重新呈现在国人面前无疑是让人印象深刻的。目前公开的报道称，这是一件佚失已久的明代青绿山水画地图，反映了明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情况。2017年，由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先生出资2000万美元（1.33亿元人民币）从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购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古代丝绸之路的学者林梅村教授此前曾受拍卖公司委托研究此作，并认为是明代中期的画作，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林梅村先生的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仍值得商榷。 《丝路山水地图》从《蒙古山水地图》更名的背后  曾经出版的《蒙古山水地图》图书，当时仍未改名《丝路山水地图》 《丝路山水地图》此前在学术界更为通行的名字是《蒙古山水地图》，由于图上题款被人裁去，原名不得而知。此名源于其背面有清末民初琉璃厂著名书店“尚友堂”的题签“蒙古山水地图”。此前的报道称，该图采用中国地图传统的手卷式绘于缣帛之上，幅宽0.59米、全长30.12米，是一幅原本属于明朝宫廷的皇家地图。  无款 设色绢本 《丝路山水地图》卷首 局部 这幅古地图大概在民国初年，被日本近江的富商藤井善助（1873-1943）买走，之后一直被日本著名收藏机构藤井有邻馆（The Museum of Fujii Yurinkan）收藏，且被当作清代山水画卷，秘不示人。 直到2002年，中国收藏家易苏昊、樊则春造访藤井有邻馆征集中国文物，在馆内偶然发现了一件所谓“清代青绿山水画手卷”。这幅手卷以矿物质石青、石绿作为主色绘制，从风格上看，或是明朝吴门画派仇英的风格。为此，他们与馆方多次谈判，最终耗资以“青绿山水手卷”的名义，征集到了这件《蒙古山水地图》。  无款 设色绢本 《丝路山水地图》 局部 2017年，由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先生出资2000万美元（1.33亿元人民币）从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购。11月30日，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先生将《丝路山水地图》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为了尽快确定这件作品的身份，易苏昊、樊则春邀请了权威专家进行鉴定。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先生从艺术风格方面作出初步鉴定，认为这幅地图应该不是清代物品，至少为明中期以前的作品。 然而此图由东向西的起止点分别是嘉峪关和“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包括道路、城池、关隘、山川、寺庙、墩台等，范围横跨亚、非两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图上所描绘的路线是明代丝绸之路的路线，标注名称的211处地点采用的是音译自突厥、蒙古、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等多种异域语言的汉字。  无款 设色绢本 《丝路山水地图》局部 要想考证出它的具体年代及内容，不能仅限于傅熹年先生单方面的鉴定，还需要必须是熟悉中国古代西域历史地理的学者来求证鉴定。 2004年初，购回手卷的拍卖公司辗转找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古代丝绸之路的学者林梅村教授，达成了专题研究协议。林梅村接受委托，开始着手研究这件“青绿山水手卷”。林梅村其后在“东亚古代文化的交流”考古分论坛论上做了题为《明代中叶<蒙古山水地图>初探》的报告，正式将他的研究成果公布，并认为是明代中叶的作品。 也有一些学者昨天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这样接受拍卖公司委托所进行的研究与考证，当然不排除其学术意义，但究其主要原因，还得看到其背后的利益驱动。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张晓虹教授认为，除夕在春晚听到丝路山水地图的节目不觉一惊，因为这个地图之前听过，已经觉得荒唐，但限于小范围，觉得没有必要花时间辩正，“作为一个专业从业者，纠结一晚上后，觉有必要正本清源：一，丝绸之路是十九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后为学术界接受，我们的一路一带战略就是在这个概念基础上提出的。明代地图用后世的概念命名，何谈逻辑？二，明代疆域范围请参照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聂崇正对澎湃新闻表示，从《蒙古山水地图》改成《丝路山水地图》是有些文不对题，但从中国古代绘画的命名看，也有结合后代热点话题重新命名的前例，改名虽然有些勉强，但是可以成立的。 到底是明代中期画作还是清初画作？ 林梅村在研究认为此画是明代中期的作品，他认为：第一、地图中出现嘉峪关，年代必在嘉靖三年始建嘉峪关以后，但是该图不见长城第一墩“永兴后墩”，则年代早于嘉靖十八年。故知成图年代大致在嘉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间（1524-1539），也就是明代中叶。  无款 设色绢本 《丝路山水地图》 局部 第二、从艺术手法看，这幅山水地图颇受明代中叶吴门画派影响，以表现青绿山水、高山大川为主；气势恢弘，尺幅巨大。耐人寻味的是，地图上的嘉峪关竟然和吴门四大家之一仇英（1498-1552）的画作《归汾图》所绘临汾城楼如出一辙，显然使用的是同一粉本。 第三、我们发现这幅古地图有两个明嘉靖年间的刻本。其一为《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明儒赵廷瑞、马理等人纂修《陕西通志》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其二为《西域图略》嘉靖八年（1529）刻本，收入无名氏《陕西四镇图说》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从这两个嘉靖刻本看，我们所见《蒙古山水地图》只是这幅古地图的三分之二，地理范围从嘉峪关到天方（今甘肃酒泉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一共211个西域地名；另外三分之一被人剪裁，地理范围从天方到鲁迷（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由此推测，《蒙古山水地图》原图的地理范围从甘肃嘉峪关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长达40米，很可能是明宫藏图。  《虎丘图》明 谢时臣 纸本设色 波士顿美术馆 第四、这幅山水地图，受明代中期吴门画派影响，以表现青绿山水、高大山川为主。林梅村推断，这幅地图的绘制者，当是明代中期的吴门画师谢时臣。林梅村说：“从明刻本看，《蒙古山水地图》显然被人剪裁为两半，如今我们只见到原图的四分之三，另外四分之一下落不明。也就是说，这幅西域地理地图，原长40米，现在看到的只剩30米。撕毁古画的愚蠢行为，是古董商的惯用手法，以便一幅画卖两幅画的钱。” 最后，林梅村给予这幅地图价值极高的评价：“《蒙古山水地图》的发现相当重要，首次向人们展示了明代中叶中国人丰富的世界地理科学知识。这幅地图足以和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藏欧洲中世纪《加泰罗尼地图集》（Catalan Atlas，1375）、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图》（1389）、京都龙谷大学大宮图书馆藏朝鲜李朝太宗二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Kangnido，1402）相媲美，说明16世纪初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2011年，林梅村20余万字的同名专著《蒙古山水地图》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也收录了地图全貌。在专著中，林教授通过考据进一步扩展此前的结论，另外发现此地图除了两个刻本之外，还有一个明代彩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嘉靖抄绘本《甘肃镇战守图略》。 不过，对于林梅村的研究，丝路研究专家、甘肃嘉峪关长城博物馆馆长张晓东2016年在《西域研究》上发表论文，对林梅村的结论提出商榷。他认为，《蒙古山水地图》的绘制时间应在明代弘治之后，》绘制的最晚时间不会晚于 《陕西通志》 的刻印时间嘉靖二十一年（1542）。 张晓东同时对林梅村先生认为 《蒙古山水地图》主要取材于吴门画师李泽民所绘《声教广被图》、洪武年间绘 《大明混一图》、明初 《陈诚西域使程记图》、明初傅安的西域见闻录等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因 《蒙古山水地图》是内府用图，绘制时参阅 《声教广被图》、《大明混一图》和 《陈诚西域使程记图》等图是非常必要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从图中地名、山川、庙宇及城池数量、形状、开门方向、方位等标注和绘制的详细情况来看，仅参阅上述图籍并不能完成 《蒙古山水地图》，此图的绘制有可能依据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在绘图之前已编纂完成。又因 《西域土地人物图》源于 《蒙古山水地图》，《西域土地人物图》附有 《西域土地人物略》，《西域土地人物略》中多数地名、山脉、河湖在 《西域土地人物图》上都一一绘，故推定， 《西域土地人物略》源于绘制《蒙古山水地图》之前编写的文本。由于这一文本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只能从 《西域土地人物略》推测其内容。文本的编写当是政府行为，编写人员由政府组织抽调，这些人员具备一定的知识背景。 而一直致力于宫廷绘画研究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聂崇正则从画风与目鉴等方面对“澎湃新闻”表示，这幅画或非明代画作，“或是清初画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无款 设色绢本 《丝路山水地图》卷首 局部 《 归汾图》 明 仇英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相关人士对“澎湃新闻·古代艺术”透露，对于这幅画作的具体绘制年代，目前故宫其实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学术界也仍存在争议，这也是正常的表现。鉴于这一画引起的巨大关注，一些文化界人士也希望故宫召集相关方面专家，对此一画作进行了一次集中深入的鉴定或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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