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逊.曼德拉逝世，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亲自前往参加了在南非的悼念活动，中国副主席李源潮在追悼会上致辞：“伟人已逝，精神长存。”绝非附和任何政治家，但这句话的确道出了曼德拉对于全人类的意义。
之所以全世界大多数人都会目他为伟人，不仅仅是因为曼德拉本人，而更是因为他和同时代几位杰出的南非英灵，留给全人类的南非遗产。这些人至少包括德克勒克和图图大主教，是他们共同创造了南非著名的“真相与和解”。
真相意味着直面曾经的种族隔离暴行，对曾经的恶魔和罪行不屈不挠。南非的图图大主教被曼德拉任命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是曼德拉和图图共同推动了南非的正义转型与避免分裂。而和解，则是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气，让整个国家完成一次艰难的转型，让分裂的阶级和种族，在真相的前提下，握手言和，共同组成新的南非共同体。
种族暴行是当今世界为人不齿的人权罪。当年的南非已经必须转型，而政治转型处理历史的人权侵犯问题时，一般来说有三种模式。前两种，一是“遗忘”，即普遍大赦；一是“惩处”，即纽伦堡模式。
“遗忘”的代表有西班牙，彼时，由于内战和弗朗哥的残酷清洗已经过去四十年多年，当事人大多已经不在人世。人民大众的大多数要么参与支持，要么逃避默认旧体制的合法性，如果认真追究责任，几乎每个人都难逃其咎。这种“遗忘”导致了民主与和平转型，但“正义”却可说荡然无存——没人定罪，没人犯罪，人们更非宽恕，而只是本着现实和妥协的态度，“遗忘”了此事。
除了西班牙，智利的独裁者皮诺切特及其追随者也对自己实行大赦，以此作为放弃军管，将政权移交给平民政府的先决条件，尽管智利也有一个所谓的真相委员会，但委员会关起门审案，而且不能审查皮诺切特本人及其政府和安全部门的档案。对此，图图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们不能容忍罪犯不仅可以决定是否赦免自己，甚至还不允许他人质疑他给与自己大赦的依据以及所赦免的罪责。”
普遍大赦就是遗忘，这种模式并不适合南非人，因为南非人对种族隔离有着可怕的回忆。南非人忘不掉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大屠杀，人们对通行证法进行抗议和平示威，警察开枪杀死69人，许多人是在逃跑中被击中背部。同样，1976年6月16日，手无寸铁的学生在反对将阿非利卡语定为授课语文的抗议游行中被射杀（这被视为压迫者和种族隔离者的语言，因为实行种族隔离制的执政党国民党使用这门语言），当局通报这些人死于自杀、上吊和洗澡时捡肥皂……“过去的一切不是消失了，而是令人尴尬地顽固存在着，它将不断回过头来纠缠我们，除非我们彻底地解决一切。”
无法遗忘，那么就是第二种——纽伦堡审判。将所有严重违反人权的罪犯都捉拿归案，让他们经受正常司法程序的审判和严惩。然而，这种方式风险巨大。
曼德拉等杰出的南非人也已经看到，二战后的纽伦堡模式，是因为盟军彻底打败了纳粹及其轴心国，因此可以实施所谓的“胜利者的正义”，被告一方毫无发言权——然而在南非，任何一方都不占据决定性胜利，所以无权实施“胜利者的正义”。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清算则可能事与愿违——对战败国的战争罪犯进行审判，与审判自己国家的罪犯可能分裂国家的危险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图图说，“纽伦堡审判后盟军可以打起铺盖回家，我们南非人可是要朝夕相处的！”
更大的难题，是罪行标准的复杂性问题。正如学者A.Rigby指出的，“要对那些侵犯人权的事件进行审判，就必须严格区分有罪和无罪、作恶者和受害者。但是，这种善恶分明的摩尼教范式并不能反映压制型社会中生活的复杂性。”
雅斯贝尔斯曾区分四种罪责——直接犯罪行为的刑事罪责，指挥犯罪行为的权力者的政治罪责，默认罪行发生的道义罪责，以及一切没有捍卫人权价值的抽象罪责——如果按此标准，几乎无人幸免，因为专制之下，英雄总是如此之少。
最后，则是罪行的认定问题。犯下累累罪行的那些人权罪犯，往往都是曾经的位高权重者，到政治转型，审判人权罪犯时，事件的唯一证人便是罪犯本身，而他们往往又曾利用政治资源将证据完全销毁。图图大主教在审判种族隔离的支持者时，发现上至内阁部长，下到普通白人，都是一有机会便谎话连篇，肆无忌惮。
于是，政治转型的难题已经毕现无遗——遗忘，则意味着毫无正义，转型本是为了正义，没了正义，谈何转型？而严厉审判，则可能造成更大的阶级斗争和种族分裂，整个国家可能付之一炬。
幸运的是，南非走出了第三条路——真相与和解。这一条路避免了两个极端，它通过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完全披露，“必须宽恕，但绝不忘记”。
获得大赦的条件，要在尽力寻求正义、对受害人最大补偿和防止国家分裂之间做出平衡，南非模式的第三条路规定具备可操作性：
请求予以大赦的行为，时间必须发生在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到1994年曼德拉当选南非第一任民选总统之间；行为必须是政治行为，单纯出于个人贪婪而杀人的刑事罪犯没有资格申请；申请人必须如实披露所有与寻求大赦行为相关的事实；忏悔不能被作为大赦的条件，因为满口道歉和忏悔的申请人很可能在装模作样；
如果犯罪行为是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即由绑架、杀害、酷刑或严重虐待的行为，申请必须通过公开听证予以处理——而事实上，几乎所有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出的重要申请都是在电视中公开审理的，因此，罪犯也经受了公开亮相和受辱的考验……
大赦要求承担责任，而非澄清责任，并且大赦条款具有期限，南非的司法不会永远照此办理。
虽然如此，但质疑依然摆在曼德拉、图图面前——第三条路会不会鼓励犯罪？罪犯仅仅抱歉并当众受辱就可以了吗？大赦一笔勾销了成功大赦者的民事和刑事责任，那么剥夺受害者向罪犯和国家要求民事赔偿的权利合理吗？而最大的问题则是，正义怎么办？
所以，南非的第三条路，并不如前两种方式轻松，相反，第三条路更为艰难。南非模式的成功，至少得益于两方面——南非人的精神传统和几个杰出的领袖的推动，它来自于民间社会和官方的共同合力。
图图在解释“是什么驱使这么多人选择了宽恕而不是要求赔偿，选择了宽宏大量而不是复仇”时，提到了非洲人民的“班图精神”（Ubuntu），它代表了和谐、友谊，“任何颠覆或破坏这一为人神往的善行的事，都应该像躲避瘟疫一样加以避免。气愤、反感、复仇的渴望，都会侵害这一善行。”
班图精神意味着，即便是种族隔离的支持者，其实也同样是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受害者，因为“在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人、给他人施加无以名状的痛苦时，施行者必然失去了人性，不再是一个人。”
南非的领袖们则起到了领导和推动的巨大作用，这些杰出伟人们至少有三个载入人类文明史册的贡献。
身陷囹圄27年的曼德拉，他不是一个满腔仇恨，誓死复仇的激进分子。他拥有无限的声望， 却成了宽容与和解的化身，而没有人比一个坐穿牢底的人更有资格大谈宽容。要知道，曼德拉领导的非洲国民大会是一个意识形态复杂多样的党派，其中有很多人要对白人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他必须和所有这些人竞争。
曼德拉很幸运，南非的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甘当“失败的胜利者”。他于1990年2月2日在议会宣布让整个世界震惊的大胆举措：南非的政治进程将实现正常化，解除从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之后对政治团体的禁令，非国大、泛非大和南非共产党被允许作为合法团体开展活动……图图评价：“如果他没有做出他已经做出的一切，我们就会经历许多人预测的，使南非在劫难逃的血腥屠杀。要说服白人社会，让他们相信通过谈判交出独揽的政权，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当然，如果他的对手不是伟大的曼德拉，德克勒克也绝不会走出这一步。
最后，时机成熟，曼德拉任命图图大主教，作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灵魂人物，推动了“真相与和解”的实施，图图具有巨大的道德权威——
1993年，南非的民主转型已经开动，却摇摇欲坠。一位魅力十足的黑人领袖汉尼在自家门口被白人枪杀。这次暗杀让种族冲突一触即发，流血杀戮似乎在所难免。那时候，汉尼的葬礼充斥着仇恨和报复的演说。图图站了出来，对着愤怒的同胞演说，当他结束自己的演说时，奇迹发生了。在场人齐呼，“我们都是上帝的子女，黑人和白人。”
没有南非人民的班图精神，没有曼德拉的宽容，没有德克勒克的远见，没有图图主教的道义权威，南非模式的第三条路，便无法实施。但幸运地，南非躲过了种族屠杀，阶级斗争和国家分裂的噩梦，走出了为全人类所敬仰和学习的第三条路。
伟人已逝，年事已高的图图与德克勒克也将离去，南非当然也面临着新的困难，但是这一份荣耀的南非遗产，将永远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