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格雷格.马林诺维奇（Greg Marinovich）是享誉世界的南非摄影记者。1990-1994年间，他与凯文.卡特、肯.奥斯特布鲁克、如昂.席尔瓦用镜头记录下南非从种族隔离向民主转型期间社会分裂、动荡的一个个瞬间，他们因此不止一次徘徊在生与死边缘，也因此被新闻界同行称为冲锋俱乐部（Bang-Bang Club）。马林诺维奇在下文中讲述了童年时代与曼德拉的不经意交集以及成为新闻记者后与曼德拉的无数次邂逅，他眼中的曼德拉既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也是一名并不完美的凡人。
童年时代我的外祖母就是我整个世界的中心。和许多经历过一次大战的巴尔干难民一样，她节俭勤劳。和她一起在菜园劳作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我还记得菜园那棵大树下的大石头，那是我们劳作间隙休憩的“避难所”。就在我们“避难所”后面，隔着一道锈迹斑斑的铁丝网，是Lilliesleaf农场，那是当时被禁的南非共产党总部所在地。南非共产党与非国大武装组织Umkhonte we Siswe民族之矛经常在那里秘密会晤，也正是在那里纳尔逊.曼德拉、高文.姆贝基、沃尔特.西苏鲁以及其他人为推翻种族隔离政权共商大计。
1963年7月，我还是不满一岁的婴儿，有一天外祖母注意到我们家汽车道的尽头停下一辆车，正好与Lilliesleaf农场汽车道平行。一名白人男子坐在车内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外祖母为他送去一杯咖啡，从而证实了她的猜测，这名男子是一名警察。几天后，Lilliesleaf农场被警方扫荡，一批非国大高级别党员被捕。曼德拉此时已被政府囚禁一年有余。南非政府显然是在得到美国中情局密报后，在通往Lilliesleaf农场途中设下路岗，将假扮农场管理员兼厨师的曼德拉逮捕。
许多年以后，当曼德拉在罗宾岛成为世界最著名政治犯时，我已成长为一名反社会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愤怒青年。外祖母这时告诉我关于曼德拉的故事，在外祖母眼中，他是邻居农场总穿着蓝色连体工服的园丁，“他是个好孩子，非常有礼貌，”外祖母说，“他总是帮我们把牛奶从汽车道尽头送到家里”。在我的记忆里，外祖母似乎为曼德拉的善意打动，我时常在想，她是否也对这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着迷？不过此刻，还是让我收回记忆的长线。
1990年曼德拉获释，对我而言这一事件开启了我人生一连串梦幻般的际遇。当时我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摄影记者，因此当一家英国图片社找到我让我去拍摄曼德拉走出监狱的瞬间，我激动极了。可是过后我变得很矛盾，因为曼德拉获释的当天我已经安排了另一项同样令人激动的采访任务，我将前往这个国家最北边的森林去拍摄雨之女王祈雨仪式，这是一个无比神圣又神秘的仪式，并非每个人一生都会有机会见证，更何况获准摄影。我必须做出抉择。
我还是选择去见证记录雨之女王的神秘典礼，但一路上我都在希望曼德拉将被推迟获释，最好能推迟到我赶到开普敦。曼德拉出狱时间确实被延迟，但当我从神秘雨林驶回约堡途中，我看到沿途农场工人自发排起长队，手里举着手写的标语牌，他们在庆祝，曼德拉终于获释了。
几个月后约堡周边的黑人居民区突然之间变成非国大支持者与因卡塔自由党支持者之间暴力斗争的战场。出于我职业生涯的幸运也出于我个人生活的不幸，我拍摄到两组杀戮现场的照片。第一组照片记录了因卡塔自由党支持者对非国大支持者的杀戮。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证谋杀，我吓坏了，特别是我没能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这场杀戮，这令我更感到恐惧。第二组照片讲述一群非国大支持者用石块砸一名他们认为是因卡塔自由党党员的男子，最后又活生生将其烧死。这一次我几番努力试图阻止这场谋杀，然而我失败了，但我记录下的画面为我赢回一尊普利策奖。
当时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也在现场并用摄像机拍下整个事件，后来有关纪录片播出，英国广播公司特别就我拍摄的图片采访曼德拉，他说，人们必须明白这些图片是一个白人拍摄的，而这个白人的目的就是向全世界展示非国大何等野蛮，根本没有能力执政。我哑然。
以后的几年里我经常拍摄曼德拉的新闻图片。他总能从人群中认出我们这些经常采访他的记者，并和我们热情的打招呼。我不禁想他是否意识到我就是他曾抨击的那个“白人”摄影记者？也许他知道，只是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政治家，几乎从不允许自己在政治操守面前流露个人情感。有好几次我想问他对Lilliesleaf农场我外祖母和送牛奶的记忆，但出于对他的敬畏我终于没能问出口。
曼德拉从获释到当选总统之间的经历，从其政治生涯和个人角度，都可以说相当富有戏剧性。在领导和平过渡谈判期间，他不得不对抗来自非国大内部的好战情绪，对暴力的信仰已经让数千人丧命。
当妻子温妮因涉嫌绑架杀害少年革命者斯通佩.塞佩接受审讯期间，曼德拉自始至终站在妻子一边，尽管温妮参与绑架证据确凿。
到和平谈判接近尾声，曼德拉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领导能力几乎无懈可击。从发生在Boipatong的血腥屠杀，到克里斯.哈尼被右翼分子暗杀，曼德拉利用每一次事件持续向白人政权施压，一个不存在种族差别的南非是他的理想，任何来自外界的压力都无法动摇他的坚定。当非国大主席奥利佛.坦博逝世，非国大选择曼德拉领导全党。之后，曼德拉确实为非国大带来了自己鲜明的个性印迹，特别是在与政治对手和解的问题上显示了睿智与风度。然而，这一时期的曼德拉在另一些关键事务的处理上却有所过失。比如，他从不允许任何人谴责妻子温妮滥用革命权力的行为。又比如，他对艾滋病对整个南非的危害性视而不见。
再有就是他对在非国大与因卡塔自由党冲突中牺牲者的态度。当时每当一起冲突演变成屠杀收场时，曼德拉、温妮和克里斯.哈尼总是最先到达现场的政治人物，他们也经常参加在冲突中牺牲的非国大支持者的葬礼。这令我和其他许多记者相信，曼德拉发自内心哀悼那些为信仰牺牲的生命。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那些牺牲者起初看起来是那么重要，曼德拉每一次都会向他们致意，向他们的后继同志发表讲话，接着，这些狮子般无畏而灵动的年轻男孩女孩会再次走上街头以革命的名义发起战斗然后死去。这么多年过去，曾经的青年已不再年轻，他们的牺牲没得到回报，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善。其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品尝到自由的果实。因为追求革命而牺牲了受教育机会，这些当年的革命青年如今大多因为没有谋生技能而无业。今天看来，他们当年的牺牲更像一场鲜血淋漓的过场戏，再轰轰烈烈也于瞬间烟消云散。只有那些发生在谈判桌上的较量才是被铭记的战斗，只有那些较量的胜利者才享受到权利的甜美果实。
1994年大选前曼德拉不知疲倦地为参选造势，非国大从容赢得大选。曼德拉当满一届总统即不再谋求连任，此后他的后继者一点点将其创造的国家凝聚力和自豪感侵蚀殆尽。
今天当我翻看自己留存的底片，我惊讶于自己曾记录下如此多的曼德拉影像。许多照片看起来那么陌生，仿佛不是我所拍摄。尽管有过失，但在我心目中，曼德拉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人，然后才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一位在当代政坛中史无前例的政治家。
本报米亚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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